第三百七十一节 京师(一百二十八)
如今安平在金门大战之后也已沦为废港,剩下的广州口岸,又随着髨贼的入寇而失陷。所以朝廷在海贸上一文银子也收不到了。
朝廷大臣们,对失去海外贸易口岸这件事,并不觉得是多大的事情。因为大明的大多数年份里,海洋带来的只是威胁,不是收入。为了防备东洋西洋来得“倭寇”“洋盗”,还要花费重金沿海设防。
隆庆开海这件事,在历史书上被大书特书有特殊的意义。实则探究其政策内容和通过的背景就知道,所谓的“开海”,更多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寓禁于征的措施罢了。官方在无法禁止民间海外贸易的情况下,有限度地放开一道缝,把一部分地下贸易转入地上,从而可以从中抽税。这并不意味着大明已经意识到了海商贸易的重要性,也不意味着明王朝对待商贸的态度改弦易辙。
选择月港作为开放口岸,本身就体现出了开海是一种权宜之计。月港附近多山,使得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空间。土地少而贫瘠、交通不便,大明所鼓励的农业在这里难以发展。不得不靠海吃海的搞起了走私贸易。换而言之,这是一种“不得已”的作法。月港的地理环境,本身来说并不适合作为开放口岸。
这种三心二意的开关政策,使得朝廷在发展海上贸易上并不重视,而且还有意的加以限制。即使是在最繁华的1594年,月港的所有税收也不到三万两。对大明的财政不过九牛一毛而已。
温体仁是浙江湖州人,对海贸的“赚钱”其实是有切身体会的。大量输出海外的丝织品大多出这里,作为本地缙绅,每年光是销售生丝和蚕茧的收入就是一笔莫大的收入。至于其他人,则对此并无太深的印象。
刘宇亮道:“陛下,本朝开埠,以月港旧例,每年引税、水饷、陆饷、增饷不过两万两。今云可得银二十万两,实乃虚妄之言。”
其他阁僚也纷纷表示质疑。二十万两可不算小数字了。很多地方一个县全年的商税才不过几两银子。上海县虽富也不至于能点石成金。
温体仁却知道这不是什么虚妄之言。海贸的利润之高,他有所耳闻。尤其是这几年招商船行以上海为基地,悄悄地和日本、朝鲜做生意,参股的江南缙绅无不赚得盆满钵满。温家虽然没有直接入股,但他家是招商船行的主要生丝供应商之一,每年只是卖生丝就就能净得数千两。若是朝廷在上海开埠,依照当初月港事例每年东西洋一百一十引的制度发放船引,再按照郑芝龙在安平收取“牌饷”每船两千两计算,二十万两是手到擒来之事。
不知这上书之人是谁?温体仁暗暗诧异。通政司送来的所有奏章他都看过引黄,大概知道内容,最近这一年多来就没有人上书谈过开埠设关之事。
皇帝久居深宫之中,连京师都没有出过,显然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那么是谁上书的呢?温体仁立刻想到了太监。
太监的贪婪异乎寻常,且万历年间就有派遣太监去各地税关担任税监之事,皇帝莫非是受了太监的蛊惑才想起了此事?
但是眼下的江南海贸利益,多在江南士绅手中。朝廷要在上海开埠设关,侵夺他们的权宜,不啻于虎口夺食。
虽说他已经有心要整治复社,在上海设关大可借此掐断他们的财源。但他可不愿与江南缙绅为敌。何况太监们谋划此事,亦未与自己通气――他倒不反对太监借此敛财,但是白白的送一个好处给他们,他也没这个兴趣。
当即他轻轻咳嗽一声,道:“开埠固然能增国家之收成。只是上海县不甚妥当。”他提醒道,“上海乃是南直大县,距南京不过数百里,快马朝发夕至,又扼长江入海要道,乃海防重镇。沿江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最难关防,不宜开埠行商。”
上海的海贸各种优势在17世纪的官员们看来,正是最大的劣势。温体仁如此一说,阁僚们纷纷表示赞成。
温体仁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皇帝闻言一时间也无从反驳。毕竟这只是钱太冲这样一个无名小卒的建言。
眼瞅着此事已无后话,温体仁却又道:“上海虽不合适,然皇上所言开埠之事于国事亦大有益处。臣请不妨在沿海他省,不甚要害之处另择一地,开埠设关。”
这话说得很是得体,亦照顾到了皇帝的面子。崇祯亦觉甚是满意。其实不论是月港、广州还是上海,他都无甚特殊印象。说到底还是被二十万两的收入打动了。
只要能收到钱,开埠选择何处他并不在意。当即赞许道:“温卿果是老成持重之言。”
“谢万岁。”温体仁趁机又禀告说此事涉及外夷,事体重大,不妨明发谕旨,令六部九卿并沿海各布政使议处上奏。
“温卿所言极是。此事须得慎重。”皇帝点头,“就依卿所言,明发谕旨。”
温体仁回到府邸之中,回想着今天的召对。原本召对并无什么特殊之处,最奇怪的便是这个不知何处而来的“上奏”。
尽管他推测此事是太监所为,但是回来细想。事情似乎又没这么简单。
温体仁虽然并不勾结太监,但在宫内亦有相当的人脉,以便及时掌握内廷消息。若是真有人意图谋取关监之职,绝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
莫非不是太监,而是另外有人密奏?温体仁想到这里,叫来了一个亲信长随,轻声嘱咐了几句,让他立刻去见一个太监,打探消息。
不过,这并不是眼下他最要紧的事情。温体仁的政治嗅觉十分之灵敏,自打他入阁以来,树敌甚多,这些政敌眼下正在合流,谋划着把他赶出内阁,而皇帝,隐隐约约也透出了对他的不满。
圣眷一衰,不但仕途难保,连性命只怕也有忧。温体仁自打知道东林-复社正在谋划推周延儒复起起,就已经预感到自己的脚下开始摇摇欲坠。
他想除掉周延儒,只有兴起大案,正如当时为了排挤文震孟构陷庶吉士郑鄤。但是要周延儒此人虽然劣迹斑斑,却没什么要命的把柄可以抓,且他已经辞官归乡,除非构陷其谋逆,而谋逆大案势必要牵扯到厂卫,他并无把握能让曹化淳、吴孟明按自己的心意办事。
怎么办呢?思来想去,既然力推周延儒复出的是东林-复社,翦除其羽翼也是一种方法。这几年在他的运作之下,东林在朝中已经势力大减,真正有能力兴风作浪的,是起之秀复社。
复社号称小东林,在政治主张和成员上有许多重合之处,但彼此也有区别:一是复社更加注重把持科场,提携门人;而东林只专注于朝廷内部的斗争,对科场不感兴趣;二是复社在更注重控制地方,而东林的重点在中央。
由于复社在掖进门人弟子方面“不遗余力”,大有把持科场之势,出现了“中式者皆复社之人”的现象。
这样一个团体的存在,即使它什么不干,也主意使温体仁这样的权臣芒刺在背,何况它还是自己的敌人!
因为东林的关系,温体仁早就与复社早就势如水火,崇祯六年六月,温体仁当上首辅后不久,他的弟弟温育仁指使宜兴人吴炳作了一本《绿牡丹传奇》,影射复社的各种丑恶现象,温育人还命人将此书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四处演出。
此事闹得很大,惊动了张溥和张采。二张为此专程奔赴浙江,会见了提督学政黎元宽。黎元宽随即下令毁禁此书,并追究作者责任,将温育仁的家人逮捕入狱。此事过后,温体仁第一次意识到张溥的实力,他虽然已经下野了,却仍能遥控朝政。便下决心要铲除复社。
这年秋天,太仓歉收,二张写了一篇《军储说》,对救荒政策发表议论。苏州府推官周之夔指责二张“悖违祖制,紊乱漕规”。周之夔是福州人,亦曾加入过复社,与东林的钱谦益、瞿式耜友好,主讲过垆册书院。他因为自己名气高而自负,不被复社其他成员所接受。后与张溥结怨。
然而他的弹劾并没有起到作用,到了崇祯八年七月周之夔被罢免。周之夔认为自己下台是复社运作的结果,十分气愤,于是写了一篇《复社或问》,对复社和二张进行控诉。九年五月,太仓人陆文声又控告二张“倡复社,乱天下”,温体仁趁机周之夔和陆文声的控告送有关部门审议,想借机兴大狱。
但是温体仁显然错误估计了“通天教主”的势力。提学御史倪元珙、海道副使冯元飏、太仓知州周仲连拒不执行命令,不惜降职,进行保护,使温体仁的计划遇到了挫折。
这件事使得他对复社的能量有了充分的认识,也因此坚定了要铲除复社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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