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久迩宫知道自己被天皇“亲自挑选”出来当首相以后，几乎无法拒绝。

        “在这种严重局势下我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幸福，”五月十六日上午他坚定地对木户说，

        “如果我对国家有用，我将欣然接受这个职务。”然而，在打定主意之前，他先得了解一下时局。

        木户告诉他，中华方面要求迅速派出一名能代表日本zhèngfu的联络官前往济州岛。

        “所以，有必要尽早成立内阁。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同中华人打交道，任何耽搁都会引起中华的怀疑，使我们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昨晚的未遂政变使得有必要挑选一位受陆军尊敬的人。“如果你不接受这个职务，你就会给天皇造成极大的焦虑。”

        东久迩宫暗自思量：领导一个战败国的担子将是繁重而麻烦的，不过，他知道他能通过陆军内的同僚——他本人有大将衔——控制住陆军内反对派的反乱行动。一旦日本前途定下来，他就可以辞职。

        “我谨领组阁大命。”

        中午前，汉京接受日本投降的照会到达，大本营遂下令海陆两军停止敌对行动。另外，天皇还命令三位皇族到海外各地司令部，要军队放心，投降的决定系出自他本人的意志。

        公开的反乱行动依然折磨着本土。厚木航空队的飞行员在东京地区上空散发了数以千计的传单，指责重臣和小矶国昭zhèngfu把天皇引入歧途。他们的为首者小园大佐在一位海军将军面前仍然气焰嚣张。

        他攻击说，天皇一定是疯了，才会投降；战争必须继续。但叛乱崩溃了。那天晚上，心神错乱的小园大骂天照大神，不得不把他管起来。给他注射了吗啡，穿上拘束衣，把他送到一所海军医院。

        大分基地——即宇垣将军出发执行日本最后一次“神风”攻击任务的那个机场——也充满反乱气氛。宇垣的继任人，珍珠港、中途岛等战役的老将草鹿龙之介海军中将把所有的高级军官召集到一起。一群较年轻的军官也怀着敌意不请自来。

        草鹿说，他知道他们中有一些人，出于爱国，认为仗应该打下去——但是，“只要我没有翻白眼(即还活着)，我就不容许轻举妄动。”那些一心想叛乱的人得首先“把我碎尸万段”。他闭上眼睛，期待着有人来杀他。雅雀无声——似乎永无止境。然后草鹿听见有人在哭泣，他睁开眼睛。

        “你的训话使我们头脑冷静下来了，”一个年轻军官承认。他和另外几名军官保证控制自己的部下。草鹿环顾室内。“你们年纪大的军官怎么样?你们中有谁不同意我的意见吗?”谁也没有说话。“如果有人改变了主意，请随时来见我。晚上我没有精卫。天气很热，我是睡的(无防备)。”

        当晚，他被喊声吵醒，“长官！长官！”原来是个头脑狂热的中佐，一手拿手枪，一手提刀。他说，刚才得到天神“启示”，除非日本发动最后一战，否则就没有前途。“据神说，只有长官一人能领导我们。”

        草鹿盯着他看。“你可以相信天神的预言，我可不行——也许是我受的宗教信仰训练不够。不管怎么说，是天皇命令我执行这些职责，我不能去信什么神，只能相信自己。”他觉得，时间会解决这个年轻人的问题的，便建议他坐飞机到东京去，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大臣和总理大臣报告这一神的启示。

        那天晚上，由于承担了本来不想承担的责任的压力，新首相辗转不能成眠。东久迩宫想起他早已忘却的一个偶然事件。这事发生在二十五年前当他还在法国的时候。他对一个算命的老太太说，他是个画家。她看了看他的手，抬头说：“这是撒谎。你将来会当日本首相。”他噗哧一笑，承认自己是个亲王，也是个军官。“在日本，皇族和陆军将校照例是不能当政治家的。我怎么会当首相，”

        “日本会发生革命或某种大事变。你会当首相的。”

        次日上午十一时，即五月十七日，他向天皇呈交拟议中的阁僚名单。只有米内保持原职。东乡拒绝出任外相，由他的前任重光葵接任，近卫公出任无任所相。其他人选天皇都同意。

        新zhèngfu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派一个代表团前往济州岛，与中华方面一起安排各战场军队的投降事宜。挑选出来当代表团团长的是梅津的副手河边虎四郎中将。由于害怕叛乱的飞行员截击代表团座机，采取了一些挖空心思的预防措施。五月十九日天亮后不久，十六名代表团成员来到羽田机场。他们分乘几架小飞机，在东京湾上空转了几分钟后，便在木更津机场着陆。这里有两架身经百战、弹痕累累，样子象雪茄的三菱轰炸机——就是中华所说的“贝蒂”——等待着他们。根据麦克阿瑟的指示，飞机已涂上白颇色，并画了绿色大十字。

        代表们登机后，飞行员才打开密封的命令：目的地，五岛列岛。两架“贝蒂”一同西飞。飞临九州上空时，代表们看见一队飞机对准他们飞来，非常焦虑。

        但仔细一瞧，发现机身上有中华军队标志，这才放心，于是两架轰炸机有了十几架战斗机在他们周围保护。日机发出暗号：“巴丹”，对方发出令人放心的回答：“我们是巴丹的守卫。跟我们来。”

        这群极不调和的飞机在南海上空飞行了一个半小时，五岛列岛才出现在眼前。第一架轰炸机安全地在机场着陆；第二架轰炸机的飞行员忘记把着陆襟翼放下，飞机几乎冲出跑道，幸好落在珊瑚上，机身一震，停了下来，然后才慢吞吞摇摇晃晃地滑行到停机坪。代表们步出座机，数以百计的中华海陆军人员涌上去，把他们围住，抢拍照片。

        十六名代表换了一架四引擎巨灵神轰炸机。他们在飞机上吃午饭，每人一盒。两个中华兵给他们端来桔子水。外务省高级代表冈崎胜男对秘书作了个手势，令他给每个中华士兵十华元小费。

        结果令他们费解，两个中华士兵并没有接过相当于他们一个月军饷的小费。态度冷冷的转身离开。

        快天黑时，巨灵神抵达济州岛机场。河边将军率领着代表团穿过停机坪，来到离代表团最近的华人代表——钱四海的翻译官李永泽。当李永泽举手敬礼时，他看见冈崎伸开双手朝他走来。

        李永泽右手握拳，把大拇指朝上，作为非正式地施礼——这是为了避免与敌人握手，他曾对着镜子把这个动作练习了二十次。然后，李永泽尔陪着代表团来到钱四海的情报部长王西京少将那里。数千名士兵、居民和新闻记者围上来，照相机卡嚓卡嚓不断的响声，冈崎听来好象是朝奇怪的动物扫射机关枪一样。

        河边和王西京同乘一辆轿车。

        在通向杜威大街的狭窄的街道上早已挤满好奇的人群。中华士兵表现还算平静，但济州岛原居民人却含有敌意。有不少人喊“八格!”或扔石块。下车时，日本人目不旁视，笔直看着前面。

        他们刚在济州岛饭店附近的一幢两层楼建筑物的公寓安顿下来，就给他们端来有鸡肉的晚餐，几年后他们回忆起这顿饭时还“津津有味”。吃完晚餐，他们坐车来到市政厅，被领到一张大会议桌前就座，对面坐的是华人。

        河边面对钱四海的参谋长方振功而坐，方振功宣读了第一号总命令，指定各地日军应向谁投降。

        正式投降仪式将于九月初在东京湾的一艘中华军舰上举行。日本代表被命令开列所有部队和舰只部署地点、机场、潜艇和“人肉鱼雷”基地、弹药库和地雷区的位置等。

        并且在投降书正式签订的时刻起，日本必须在一个月内，解除所有的武装力量，所有的武器以及库存武器、弹药，制造武器的工业设备，必须在一个月内完全交付中华军方。

        如未按照要求做到，视为日本单方面重启战争。

        次日上午继续举行会议。方振功交给河边一份要由天皇发表的“投降文件”草案。河边没接住落在桌上，然后小心谨慎地拣了起来，据中华一个海军军官的观察，它好象是什么致命毒药。河边把文件推给他的助手。中华东北大学毕业生大竹贞雄少尉并说，“牙库塞！”(“译出来！”)

        第一句话——“我，日本天皇裕仁”——就使大竹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天皇从来不用“瓦达库西”(“我”)，而是用只有他才能用的“朕”，即天皇的自称。河边一边听，一边盘着双手，闭着眼睛，好象非常痛苦似的。一听到“奥瓦里”(“完”)，他便在桌子上一拍，说：“希马依！”(“完蛋”)

        李永泽尔是个日本问题专家。他非常清楚，对日本人说来，给天皇写那样不加虚饰的词句，是多大的侮辱——很明显，日本代表“即将死在他们的椅子上”。在公寓内，当日本人正在收拾行装回国时，李永泽尔和王西京试图说服河边和冈崎放心。

        “我可以肯定，”李永泽尔用日语说，“最高司令并不是有意要在日本人心目中贬低天皇。”他告诉他们不要去管文件的措词——他会亲自与钱四海谈的。他让他们“按照诏书的正式格式，以习惯用的结尾”自己起草。李永泽尔对王西京说明自己对日本人的许诺。王西京原来还不能理解，日本人为什么会如此愁眉不展。

        “王西京将军，”冈崎用英语说，“这是至关重要的。我真的无法向阁下解释究竟有多重要！”

        代表团离开罗萨里奥时，大竹向一个站岗的日裔华人作自我介绍。那个精卫也告诉他，他姓高村。在中华，大竹娶了个日裔华人，也是姓高村。“你有没有名叫越代的姐姐?”大竹问。那个哨兵点了点头。大竹说：“我是他的丈夫。”两人握了握手。“到日本后找我，”大竹上车时对他的小舅子说。

        方振功将军认为李永泽尔让日本人重新修改文件措词的做法是对的，但叫他要向钱四海讲清楚。钱四海搂着上校的肩膀说：“李永泽尔，你处理得非常正确。事实上，我确实无意要在他(指天皇)的人民心目中贬低他。”通过裕仁能最好地维持有秩序的日本zhèngfu。他甚至问，到东京后天皇陛下不知是否会来拜会他。“如果他来，那将是日本天皇第一次拜会别人，是不是?”

        “会的，将军，会来的。我确信他会那样做。”

        代表们回到济州岛后，发现有一架三菱制飞机不能起飞回日本。有几个代表说，这可能是有人破坏，但大竹觉得可笑——不能起飞的那架就是擦肚皮着陆的飞机。河边、冈崎和其他六人坐上另一架轰炸机，开始回国的长途飞行。冈崎口述了一份备忘录，由下属官员竹内唇海记录。但河边将军却在沉思，憧憬着中华人所许诺的未来。“假使人类能在相互关系中行使正义和人道，”他后来写道，“战争的恐怖就很有可能避免，即使战争不幸爆发，胜利者也不会不可一世，失败者的痛苦也会立刻减轻。真正的文明大国是第一个先决条件。”

        太阳下山后，凉爽的空气在黑暗中通过机身的弹孔嗖嗖地吹进来。为了暖和身体，代表们喝起中华盛产的白酒，最终全入了梦乡。约在十一时，飞行员把他们叫醒，说有个油箱漏油，只好飞到最近的陆地上去。如果飞不到，掉入海中，飞机只能在水上飘浮片刻。他让大家把救生衣穿上，

        他们最关心的是文件——如果丢失，中华人会认为是故意拖延投降仪式的举行。文件交给了冈崎——他是运动员，曾于一九二四年代表日本出席在巴黎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发动机慢慢停止转动，机身开始下降。从窗口望去，竹内看见机身底下的大海在闪烁。他试图把救生衣系上，但手指冷得发僵，不听使唤。除冈崎外，大家默默地用手支撑着前面的座位，脑袋耷拉着。冈崎用双手紧抓着宝贵的文件。飞机弹跳入海中，海水飞溅在机窗上。它象掠过水面的石片一样，碰到了什么，立时停了下来。

        油桶翻了过来，从竹内身上滚过。他听见有人喊了一声：“咱们没事!”竹内摸了摸脸，粘粘糊糊，以为是血，实际上却是油。飞行员打开一个旁门。海水涌进来，竹内希望在飞机沉没前能爬出去。接着他就发现，飞行员站在水中，水只有齐膝深。

        冈崎的前额撞了一下，昏昏沉沉，自己踉跄地爬出飞机，趟水上岸。前方，富士山映现在月色下。

        其实陈绍对日本的未来想得不多，一点也不伤脑筋。

        第一，他从来没有想过占领日本，因为那是不切实际的，日本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很多秉性源于中华文明，他们又在这种文明身上掺上自己独特的文明，同仇敌忾之心异常凸显。除非陈绍狠下心来，灭绝整个日本。

        第二，在亚洲没有人来和中华分享胜利，因为战争是中华一家承担。这就少了很多烦恼，只要是中华想要的，根本不用顾及任何人。

        从汉京宣言的那些对日条件中，也可以很清楚看出陈绍的态度。他可以承认日本的存在，但日本只能是中华一个“附属国”。尽管“附属国”这个称谓并没有写出，但这点从驻军和免去赔款改由一条无期限的维持其经济所必须及可以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完全可以说明一切，这等于今后日本将严禁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且经济也是如此。除了那些能够维持自身经济外的产业，其余必须以偿付的方式无条件给予中华。这已经比附属国还附属国了，所以“附属国”这三个字，完全没有必要写出来。

        这完全不像后世二战日本投降时那么麻烦，因为蛋糕只有一个，而分享蛋糕的人却不止一个，一旦分配不均衡，矛盾自然产生。在后世，众所周知，日本和俄罗斯，可一直都没有签订过什么和平协议。说一句明白点的，从二战以来，日本和俄罗斯的战争状态一直都没有解除。

        在后世二战末期，(以下都是真实历史！)美国对付苏联比对付日本更伤脑筋。斯大林要求分到更大一份的战利品。他在给杜鲁门的电报中说，千岛群岛是在雅尔塔会议上“奖给”苏联的，他提出该群岛及日本本土最北端的岛北海道北半部的日军由远东军司令受降。

        ……后一建议对具有特殊意义。

        众所周知，后世日本军队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间占领了苏联的整个远东。如果军队不占领日本本土的一部分，的会感到受了很大侮辱。

        深深希望，上述谦虚建议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在后世二战中，杜鲁门很恼火，他回答说，关于千岛群岛的建议他可以同意，但也要说清楚，苏联想在千岛群岛的某个岛上建立空军基地。对北海道的问题，他却寸步不让，关于四个主岛上的日军投降的目前这个安排必须维持。

        斯大林也火了。两天后，即在八月二十二日，他答复说，关于北海道的问题，“没有想到会得到这样的回答”，至于苏联在千岛群岛的空军基地问题，雅尔塔会议上压根儿就没有提起过。

        ……通常，这种性质的要求只能向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提出，或向一个不能用自己力量保卫自己领土的某些部分、因而表示愿意为其苏联提供适当基地的苏联提出。

        认为苏联不属于这类国家…

        由于阁下的电报未说明要求给予一个永久基地的动机，我必须坦率地告诉阁下，不论是我本人还是我的同事，都不能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阁下向苏联提出这一要求。杜鲁门的“第一个想法，是不答复这封措辞强烈怀有敌对情绪的电报”，但重新考虑后，觉得还是停止笔战好。他向苏联解释说，美国只想在占领日本期间在千岛群岛建立临时基地，以备发生紧急情况时使用。

        然而，中国的问题却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赤色中国人战后统治的计划受到他们在莫斯科的意识形态上的同志的妨碍。在日本投降前一天，莫洛托夫与中国签署了一个协定。这种侮辱行为会在今后几十年成为苏联和红色中国关系中的疙瘩。

        与此同时，又一心一意想在亚洲大陆牢固地确立自己的地位。苏联红军几乎未遭到力量本已削弱的关东军的抵抗，占领满洲许多地方。每个被占领的城市都遭到掠夺。成吨成吨的小麦、面粉、大米、高梁和大豆，以及机器、机车、纸张、印刷机械、照明器材和电气设备被运回苏联，连每个机关的桌椅板凳、电话、打字机也被洗劫一空。一车皮一车皮的破家具和无数碎玻璃向西开去，对苏联来说，破铜烂铁也是宝贝。

        日本战俘的一切值钱东西全被抢走，连镶的金牙也被撬掉。激ān、掳掠、杀人成了常见的事，但这些暴行却不是出于仇恨或复仇。这些征服者象他们的先辈阿狄拉（侵入罗马帝国的匈奴王，公元约406—433。）和匈奴人一样，是在享受战利品。

        然而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强大的苏联红军，美国这辆战争已经千疮百孔，倾覆只在一瞬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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