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吴祖光这样的人真的是很难，难的不全然在于他的遭遇中命运给他的不幸，他的内心的孤独与无助，不在于四周向他投去仇恨与怀疑的目光，他的迷惘、愁恨、焦虑，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五蕴盛……《易经》里其实早就揭示过。“吉凶皆生乎动”——它就是说：你千万别动！你一动，便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可能结果是“不好”！这当然特指我们人类，我们是会思想、能劳动的动物，我们痛苦，是因为天生是如斯动物。当上天将雷霆闪电与暴雨降临给你，寒风呼啸的寥寥雪野上你衣着单薄；你饥饿得行路像齐人那样“贸贸然”，在夜色凄迷中踽踽独行。你自己心中难道不知自己“最需要”什么？要一个能容七尺之躯的茅庵吧，要一袭暖和一点的棉衣吧，需要一碗饭的吧……一间燃着橘黄色如豆荧灯的小屋吧？

然而当这一切赐予或获得都是有条件的，你能付出的努力与人道之于生命这一点点的期盼倘若是相当的，谁都会无例外地接受。但若是“有条件”是“嗟来之食”，是你还需付出你的良知，你的人格，你会怎样？

我读过司马迁《报任安书》，他写了那么长，其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现在还在用。人们似乎没有想过，这句话其实是很极端的——他当时性命如同悬系巢卵，是在极端的形势下说出的极端的言语。事实上，历史与现实都不是这样。除了文天祥，都是严世藩？不是吧？多数人不在泰山与鸿毛中选择，他们活得更像宇宙中的尘沙，如同河中的鹅卵石，没有泰山那般重，也不似鸿毛那般轻。司马迁的志节、气节，是不必问的，但他的信的意思还是很明白，他要活，要把《史记》作出来。他要做事必须降心辱志，这是多么可悲的事！

同样是西汉人叫邹阳，很巧，他也是在狱中，身罹不测之罪，上书他的主人梁孝王，其中有两句话“明月之璧，夜光之珠，暗以投人，莫不按剑相眄”。“何以故？知与不知也”。是明月之璧，是夜光之珠啊！那是多么好的对象！倘你是在暗中向人投过去，那人就会按着宝剑恶狠狠地盯着你——他居然是想杀你！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罪，因为他不知道你的用意！

再举一例，在《鬼谷子致苏秦张仪书》中如是说：“子独见河边之柳乎？仆御折其枝，波涛激其根，此木非与天下人有仇怨，概所居者然。”这柳树，它本身并无过错，它只是生错了地方，所以随便什么时间，什么情况，都被人为物所折辱。

这算“如是我闻”吧。倘若讲国粹——鲁迅先生说，是吾国独有，别国所无者，比如说我们头上长了一个什么恶疮——这是我们漫长历史上的一粹。秦始皇不愧了一个“始”字。郡县制、完善文武分属系统，车同轨，书同文，一统度量衡，还有“焚书坑儒”，他也是“始作俑者”，什么都是他先开头，后头的人竟无一人能稍有更张。知识分子挨整，从他成了例之后两千年不息，谬家写文章，指我为封建余孽，美化封建帝王，还期盼着将我塞进“时间隧道”，回雍正王朝去，让我尝尝“血滴子”的厉害。我一直在战战兢兢等待着某一天，一群三道头什么的来敲我的门，但事实上是只有这位评论家在泣声在墙外呼喊——他希望有个什么运动。然而从***始，***继，这种事拉倒了。

我的这点遭际和你们吴门三代相比，只能说是无病**。

吴家怎样？我以为是辛亥革命而后，站在中国霹雷闪电中挺立迎受的一个文化家族。他们这个家族始终都在文化的峰巅，经受着不尽的凄风苦雨，坚守自己的心灵纯情和文化理念，不以物化，不从地迁，不随时移，不因事变。这需要何等的精神力量？从“洪皇帝”而始，三代人俱都子承你业，前赴后继坚守特立独行的一种理念，这实在是文化史上一个奇观。

为什么说奇呢？因为少。

吴欢不晓得有没有读过李白《上韩荆州书》？他是有名的傲睥公侯，敢于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人，但在恳请别人抬举自己时，多么像今日一些作家恳求评论家“请老师指教帮忙”那般小心翼翼娓娓媚气。《容斋随笔》中还可看到《李白怖州佐》一篇那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县委副书记”，不但小心媚气还有媚骨的吧？

这样冒犯李白，不为亲者，二月河你什么意思？我是想说，人都是具有两面性的，人都是血肉俱全的。我曾写过几篇专栏文章，是谈文人的“这一面”的。这里说的是“李白尚且如此”。

但吴祖光，处在中国政治剧变的时代。风雨摇荡中，他当然也是血肉之躯，七情六欲咸备的人，在坚持人格信念，追求真理，清白纯干个人气质上头，却有“浑身是骨没有肉”的精神境界。国民党整他，是因为他是共产党的朋友。共产党执政，该好一些了吧，偏他又是共产党的诤友。吴欢，你很幽默的，但这事很严肃——你的父亲选择了最为艰难的人生道路，他抛弃了最省力的路。

那是一条铺满鲜花的能幽曲径，中途当然也有误区与泥淖，但只要“稍加注意”，阳光、雨露与春风，浓桃艳李般的芬芳就会伴随在他身边，从他的学识贡献能力，我相信为他扼腕惜念的政治家也会不少，太可惜了，好一个人才，如果不和我作对多好！

是这样的，太可惜了，他只要学会“大丈夫能屈能伸”，“和光同尘”就行了，但他不能，他似乎更记得屈子《离骚》中“苟余心之所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话——是的，我几乎真的认为，他是中了屈原这话的“毒”。

新凤霞则又是一种情形。如果说吴祖光是门阀熏陶，正统正宗的知识分子，新凤霞则是“自学成才”的。她外在的美与内质的美心灵的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不是这个加那个，此一味与另一味凑起来那样的整合，而是——怎么说呢，借浩然的生花妙思打个比方：水和面糅在一起。你知道它的成分，却不能将它们分开。她对吴祖先的崇拜与结合，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佳人之于才子的倾倒，或志同道合的心缘，而这一切，实际上是一种缘分的巧合，是诸种社会、心理、人文观念、崇拜、同志、气质、情愫——自古没人能说清道白的“缘”所构成。这样的结合是如此完美，成了新旧两种伦理的一曲绝唱，各种体制均称完善的欢歌。

没有见到有关新凤霞的“小出身”资料。也许这是她终生的隐秘。我猜她应是寒微梨园世家出身。因为她的名字直译就是“凤冠霞帔”，一般文学素质高的书香门第既有自己的心理要求，称谓上却要讲究含蓄，如此“直奔目的”很像戏班子里女孩子的名字。我昔年在看《杨三姐告状》，有一家报纸介绍，此剧新凤霞原演主角的，她亲自去拜访过杨三姐本人，发现生活中的杨三姐已经“变质”，变得成了个地主婆，已经不是她心中那个光彩照人的杨三姐形象。她因此而放弃了出演这戏。当时看到掌故，我还在想和我弄小说差不多，一旦败兴，形象永无翻身之日。现在更深地想，新凤霞如果不是心理上本能反感这种变成“地主婆”的人，她怎会“败了兴”呢？这不是富人心理。她的兼长书、画，我也以为是“快速”成长，因为构成一代大师的要素，首先是文学要素。有了这个母体，那发展与滋生必定是全方位的。

吴门三代从吴景洲老先生始，在文化、学术上、文学艺术上的贡献，均获美誉，都是大师级水平。吴瀛、吴祖光、新凤霞、吴视……直到吴欢、吴霜，我以为代表人物还是吴祖光。《圣经》里说：他幸福，因为他哀恸了“写这句话的人，必定深通哲理，深通世情”。吴祖光、新凤霞都是幸福的，因为他们一直都在哀恸，他们爱人，也自爱，由此获得了人爱，也获得了人生少有的自尊。有他们在学术与事业上令人钦羡的成就，构成了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家族精神。

应该说，中国新时代的文艺春天，是从***时期开始，***时期趋于成熟鼎盛，成了“艳阳天”。趋向还在看好。我这样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与理智上的成熟，因而去掉了对知识分子的戒心，真正把知识看成是“第一生产力”，“分子”就是自己人。我们也可透过文艺方向、方针的变化看到变化，“为工农兵服务”，改变为“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改变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个变化看似微妙，是一个小小名词转换，其实是摸索总结了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与知识分子磨合的结果，进入了一种理性的正常规范。

明代有一首《布袋和尚诗》说：“大千世界话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松些子又何妨？”可是有哪代君王或统治阶级放松一点了呢？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似乎创造了中国诗歌峰巅的唐代稍有缓舒之后，禁锢与文网是每况愈下。

为什么有直就误，芥蒂生嫌，恶性循环着谬种流传呢？邹阳的那封信中说“何以故？知与不知也”。一个知，一个不知，知识分子生生受了两千多年的浩劫之难，从李斯到李白，到蒲松龄到曹雪芹，戊戌六君子到吴瀛，到吴祖光……这其中割掉多少头颅，洒掉多少热血，终于换取一个东风河开的时代。

吴欢——有人解释成“无欢，无不欢”，我以为带有吴、新二人心理上的自释自解，更是他们的希冀与寄托。他在这样一个高浓度的文化家庭，生于斯，长于斯，出生学养于斯，熏陶目染于斯。这个鬼才的惊人才华也就不是全然不可思议的了。

吴欢，你要出书，这就是我给你的一篇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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