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阿尔贝起床后向弗朗兹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去拜访基督山伯爵。前一天晚上，他已经当面感谢过他，但他认为，伯爵帮了他这么大的忙，是值得他两次道谢的。至于弗朗兹，他对基督山伯爵既有好感又怀恐惧。由于这双重感情在吸引着他，所以他不情愿让阿尔贝单独拜见，而要陪他一同前往。两个人被引进客厅五分钟后，伯爵露面了。

“伯爵先生，”阿尔贝走上前对他说，“请允许我今天重申我昨日的拙劣表述：那就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您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帮助了我。我将永远记得，您对我有救命之恩。”

“亲爱的邻居，”伯爵笑着答道，“您把您欠我的情意夸大了。我仅仅是为您的旅游支出省下区区两万来个法郎而已。您瞧，这算不上什么大事。对您来说，”他补充说道，“请接受我所有的祝愿，您的豁达大度、随遇而安的气质使我深深敬佩。”

“有什么办法呢，伯爵，”阿尔贝说道，“我以为我开罪谁了，不得不来场决斗呢。我只想让这些强盗了解一件事情，这就是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人们都常常打斗，但只有法国人是笑着打斗的。不管怎么说，您对我仍然恩重如山，我此次来的目的是想问问您，我本人，或是通过我的朋友以及所有我熟悉的人，能否在某些事上对您有所帮助。我的父亲，德·莫尔塞夫伯爵祖籍是西班牙人，他在法国和西班牙享有崇高的地位，我还有所有爱我的人都会为您竭尽犬马之劳的。”

“那好，”伯爵说，“坦率地讲，莫尔塞夫先生，我早就等您这句话了，您的盛情我真心实意地领了。我早就相中了您，想请您帮个大忙呢。”

“帮什么忙？”

“我还从没去过巴黎呐，我对巴黎一无所知。”

“真的吗？”阿尔贝惊叫道，“您走南闯北，竟连巴黎都没见一眼？真是难以置信！”

“然而确实如此，自己也这样想呢，对智慧世界的名流我长期孤陋寡闻，实在不可原谅。话再说回来，倘若我认识某人，他能带我踏进那个我举目无亲的花花世界，我也许早就做过这次不可或缺的旅行了。”

“噢！像您这样的人！”阿尔贝大声说道。

“您真是个大好人；不过我对自己有所认识，我作为百万富翁，除了能与阿加多阿加多（1784—1842）：西班牙大银行家和艺术收藏家。先生与罗斯希尔德先生一争高低而外别无长处，我去巴黎不是做投机买卖的，就为此，所以我迟迟未能成行。现在您的盛情相邀让我下定了决心，您瞧，亲爱的德·莫尔塞夫先生，您已经做出许诺（伯爵说这句话时露出一个奇特的微笑），当我去法国时，您许诺为我打开社交界的大门，我对那里可是像休伦人北美的印第安人。和交趾支那越南南部一个地区的旧称。人那样一无所知啊！”

“噢，那一点我完全可以办得到，而且非常高兴！”阿尔贝回答说，“更巧的是，今天早晨我接到家父的一封信，召我回巴黎，是关于我与一个可爱的家庭结合的事情（我亲爱的弗朗兹，请您别笑），而那个家庭也是地位很高，是那种所谓巴黎社会的精华。”

“婚姻关系吗？”弗朗兹大笑着说。

“上帝保佑，是的！”阿尔贝回答说，“所以当您回到巴黎的时候，您会发觉我已经安顿下来，或许已成了一家之主了。那很符合我严肃的天性，是不是？但无论如何，伯爵，我再说一遍，我和我的家人都会全身心地为您效劳的。”

“我接受了，”伯爵说道，“因为我可以向您发誓，我早就想好了几个计划，就等这样一个机会的到来使之实现了。”

“弗朗兹怀疑这些计划是否和他在基督山的岩洞里所透露出的那一点口风有关，所以当伯爵说话的时候，这位青年仔细地观察着他，希望能从他脸上看到一点蛛丝马迹，究竟是什么计划促使他到巴黎去。但要看透那个人的心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当他用一个微笑来掩饰着的时候。”

“请告诉我，伯爵，”阿尔贝大声说道，他想到能介绍一位像基督山伯爵这样出色的人物，心里高兴，“请实话告诉我，您访问巴黎的这个计划，究竟是出于真心呢，还是那种我们在人生旅途中逢场作戏常许的空愿，像一座建筑在沙堆上的房屋一样，被风一吹就倒了？”

“我以人格向您担保，”伯爵答道，“我说过的话的确是要实行的。我到巴黎去，一方面是出于心愿，一方面也是由于绝对的必要，所以不得不去。”

“什么时候？”

“您什么时候能回到家？”

“我？哦！我的上帝！”阿尔贝叫道，“半个月，或最多三个星期，回程需要花时间。”

“那么，”伯爵说，“我给您三个月。您瞧，我给您开的时间支票多么宽裕！”

“三个月！”阿尔贝高兴地叫起来，“到时候您会去敲我家的门？”

“您想按天按时确定这次约会？”伯爵问，“我预先告诉您，我这个人是说一不二的。”

“妙极了，妙极了！”阿尔贝大声说道，“准时守约那最合我的胃口了。”

“那么，就这么一言为定了，”伯爵答道，然后他用手指着挂在壁炉架旁边的一个日历说道，“今天是二月二十一日，”又掏出他的表来，说道，“恰巧十点半钟。现在，请答应我记着这一点：请在五月二十日日上午十点半钟等着我。”

“太好了！”阿尔贝说道，“我到时一定准备好早餐恭候您。”

“您住在什么地方？”

“埃尔代街二十七号。”

“您在那儿住单身吗？我希望我的到来不会妨碍您。”

“我住在家父的府邸里，独占庭园侧边一座楼，和正屋是完全隔离的。”

“很好，”伯爵回答，一面摸出他怀中的记事册来，写下了“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半，埃尔代街二十七号”，“现在，”他一边把记事册放回到口袋里，一边说道，“您只管放心吧，您的挂钟的针是不会比我更加准时的。”

“我离开之前还能再见到您吗？”阿尔贝问道。

“那得看情形而定，您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傍晚五点钟。”

“这样的话，我就对您说再见了。我在那不勒斯还有事，要到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早上才能返回。那您呢？”伯爵又向弗朗兹说道，“您也走吗，男爵先生？”

“是的。”

“回法国？”

“不，去威尼斯，我在意大利还要待上一两年。”

“那我们不在巴黎见见面？”

“恐怕我不能有那个荣幸了。”

“好吧，二位，一路顺风。”伯爵一边对两位朋友说，一边向他们各伸出一只手。

弗朗兹的手是第一次和这个神秘的人接触，当两手相触的时候，他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战，因为他觉得那只手冰冷冰冷的，像是一具尸身上的手似的。

“我们把话已讲明了，”阿尔贝说道，“说定了，是不是？您在五月二十一日早晨十点半钟到埃尔代街，而且您是以人格担保一定守时的？”

“讲定的这一切都以人格担保，”伯爵回答说，“放心好了，您一定可以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看到我的。”

两个青年于是站起身来，向伯爵鞠了一躬，离开了那个房间。

“怎么啦？”当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以后，阿尔贝问弗朗兹，“您似乎心事重重的。”

“我坦白地告诉您吧，阿尔贝，”弗朗兹答道，“我正在费尽心机地想搞清楚这位古怪的伯爵的真正来历，而您和他订期在巴黎相见的那个约会真使我非常担忧。”

“我亲爱的，”阿尔贝惊道，“那件事有什么使您不安呢？咦，您疯啦！”

“随便您怎么说吧，”弗朗兹说道，“疯不疯，事实如此。”

“听我说，弗朗兹，”阿尔贝说道，“我很高兴借这个机会来告诉您，我注意到了，您对伯爵的态度显然很冷淡，但从另一方面讲，他对我们的态度可说是十全十美的了。您为什么不喜欢他呢？”

“这必有原因的。”

“您在到这儿来以前，曾遇到过他吗？”

“遇到过。”

“在什么地方？”

“您能不能答应我，我讲给您听的事，一个字都不要传出去？”

“我答应。”

“以人格担保？”

“以人格担保。”

“那我就满意了，那么听着。”

于是，弗朗兹向阿尔贝叙述了他在基督山岛的旅行，他是如何发现了一帮走私贩子的，其中还有两个科西嘉强盗。他着重说到了伯爵在他那在《一千零一夜》童话中才有的岩洞里所给予他的种种神仙般的款待；他向他谈到了晚餐、印度大麻、雕像、现实与梦幻，以及他醒来时又是如何看见一艘游艇远在天际向波托韦基奥扬帆驶去，这是在这一连串的事情里给他留下的唯一的证据和记忆了。

接着，他又说到他来到罗马后，在斗兽场的那一晚，他窃听到的伯爵与万帕的谈话，这场谈话与佩皮诺有关，谈话间，伯爵答应取得这个强盗的特赦令；读者可以看到，他是信守了这个诺言的。

最后，他谈到了上一个夜晚的遭遇，以及他还缺少六七百皮阿斯特才能凑足数目的困境；谈到了后来他又是如何想到去向伯爵借钱的，而这个想法最终得到了一个如此生动别致、令人满意的结局。阿尔贝全神贯注地听着弗朗兹讲述。

阿尔贝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嗯，”他等弗朗兹讲完后说道，“就从您所讲的这种种事情上来看，他又有什么可讨厌的地方呢？伯爵喜欢旅行，因为有钱，所以自己买了条船。您到朴茨茅斯或索斯安普敦瞧瞧去吧，您会发现港口里挤满了游艇，都是属于这种有同样癖好的英国富翁的。而为了在他旅行的途中有一个休息的地方，为了逃避那种毒害我们的可怕的饭菜——我吃了四个月，您吃了四年，为了避免睡这种谁都无法入睡的讨厌的床铺，他在基督山安置了一个窝。然后，当他把地方安排好以后，他又怕托斯卡纳政府会把他赶走，使他白白损失那一笔安置费，所以他买下了那个岛，并袭用了小岛的名字。您且自问一下，亲爱的人，在我们相识的人里面，不是也有用地名或产业的名字命名的吗？而那些地方或产业，他们生平不是从来不曾拥有过的吗？”

“但是，”弗朗兹说道，“科西嘉强盗和他的船员混在一起，这件事您又怎么解释呢？”

“哎，那件事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谁都没有您知道得更清楚啦，科西嘉强盗并不是流氓或贼，而纯粹是为亲友复仇才被本乡赶出来的亡命者，和他们交朋友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因为以我自己而论，我可以明目张胆地说，假如我一旦去访问科西嘉，那么我在拜访总督或县长之前，一定先去拜访一下哥伦白的强盗，当然要是我能设法和他们相会的话。我觉得他们是很有趣的。”

“可是，”弗朗兹坚持说，“我想您大概也承认，像万帕和他的喽啰们这种人，可都是些流氓恶棍，当他们把您抢去的时候，除了绑票勒索以外，该没有别的动机了吧。而伯爵竟能有力量左右那些暴徒，这一点您又怎么解释啊？”

“我要说，亲爱的，从种种迹象来看，我多亏他的影响力才保住了一条命，因此不该由我来过于苛求他。所以，我非但不会像您那样，把这件事情作为他的主要罪行，并且您会发现，我完全原谅他了，因为即使不说他救了我的命，这句话也许夸大了一些，至少他让我节省了四千皮阿斯特，按我们的钱算相当于两万四千里弗尔，我在法国肯定没有这么高的定价，这就证明，”阿尔贝笑着补充道，“有才干的人在本乡本土都不会受到尊重。”

“嗯！再谈得具体点吧；伯爵是哪个国家的人？他说什么语言？以什么为生？他的巨大财富是从哪儿来的？他的后期生活的基调是沉闷忧郁、愤世嫉俗的，那么他那神秘而不为人知的前期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要是我处在您的地位，所有这一切，我都想了解清楚。”

“我亲爱的弗朗兹，”阿尔贝回答说，“当您收到我那封信，觉得必须请伯爵帮忙的时候，您就立刻到他那儿去了，说，‘我的朋友阿尔贝·莫尔塞夫遇险了，请帮助我去救他出来吧。’您是否是这样说的？”

“是的。”

“好了，那么，他有没有问您，‘阿尔贝·莫尔塞夫先生是谁，他的爵位，他的财产是从哪儿来的，他靠什么生活，他的出生地点在什么地方，他是哪国人？’请告诉我，他有没有问您这种种问题？”

“我承认他一点都没有问我。”

“不，他只是把我从万帕先生的手里救了出来，我老实告诉您，虽然当时我在表面上极其安闲自在，但我实在是很不愿意久留在那种地方。现在，弗朗兹，他既然这样毫不犹豫迅速地为我效劳，而他所求的报酬，只是要我尽一种很平常的义务，像我对经过巴黎的任何俄国亲王或意大利贵族所效的微劳一样，只要我介绍他进入社交界就行了，您能忍心让我拒绝他吗？我的老朋友，要是您以为我可能实行这种冷血动物的政策，您一定是神经有问题啦。”这一次，我必须承认，竟一反往常，有力的论据都在阿尔贝这一边。

“好吧，”弗朗兹叹了一口气说道，“您随便吧，我亲爱的子爵，因为我无力反驳您的论据，但无论如何，这位基督山伯爵总是一个怪人。”

“基督山伯爵是一个慈善家。他没有告诉您他去巴黎的动机。那好！我说他去巴黎是为了竞争蒙蒂翁蒙蒂翁（1733—1820）：法国慈善家，创立了多种道德奖和文学奖。奖，倘若他只需我的一票便能获奖，或是运用这位如此丑陋的蒙蒂翁先生的影响来设法获奖的话，那我就投他一票，并且确保他争取到那个影响。到此为止吧，弗朗兹，别再说下去了，我们进餐去吧，然后再最后游览一回圣彼得大教堂。”

如同阿尔贝说的，他俩去吃饭、参观了。次日，在午后五点钟光景，两个年轻人分手了，阿尔贝·德·莫尔塞夫回巴黎；弗朗兹·德·埃皮奈到威尼斯去度半个月的假。

不过，阿尔贝在登上马车之前，十分担心他的贵宾不能如期赴约，于是特地交给旅馆侍者一张名片，让他转交给基督山伯爵，在名片上“阿尔贝·德·莫尔塞夫子爵”这行字的下首，他还用铅笔注上：

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半钟，埃尔代街二十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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