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骜虽然不熟悉大多数快消品行业（包括饮料）的经营，但两辈子活下来，一个基本的商业常识还是有的：

　　这些行业最值钱的无形资产，就是一个牌子。至于技术含量，那是真没多少。

　　专利在这里构筑不起什么护城河，以商业秘密形态存在的“绝密配方”也没什么卵用。

　　别信那些“可口可乐是靠锁在亚特兰大总部最绝密保险柜里的配方才那么牛逼”的智障地摊咨询。

　　随便一家档次十亿美元以上级别的饮料企业，化验一下，高仿个98%相似度、确保消费者味觉察觉不出区别来，其实很轻松。

　　别人之所以抄不了那种成功，完全是因为可口可乐的牌子深入人心，再加上可乐的利润率也不是非常暴利。需要那么大的规模、市场容量、多年磨合出来的成本管理质量控制，才能撑住这个毛利率。既然别人抄得规模不够大就没赚头，不如放弃，改作差异化市场。

　　顾骜这个外行都能看清“品牌是唯一有效的护城河”，业内人肯定更加能看清。

　　所以顾骜知道，“把所有商标品牌的所有权权益统统捏在自己手上、只是把使用权授权给别人”，那这门生意肯定是做不下去的。

　　别人不会卖力帮你推广，都怕权责不明，最后到期了为人作嫁打白工。

　　就像历史上，当王老吉和加多宝还是一家的时候，陈红道要不是把王老吉的商标一直控制住，他才不会每年几亿几亿地砸广告费宣传这个牌子呢。无非是因为这个案子涉及到一方是国企，所以跟陈签约的国企方面负责人被抓了之后，国家能追诉合同无效……

　　具体不多说了。

　　一言以蔽之，顾骜如果不把牌子的某一部分、让合作者毫无后顾之忧地彻底掌控。那么他也会像一开始就捏着王老吉不放的一方那样，从头就被孤立成孤家寡人，所有广告都要自己掏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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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我理解你把东南亚各国的‘红牛’权益留给许书标的决策，就当是换取他接受注资、合用配方、共同研发浓缩糖浆+灌装厂模式所需的生产技术。

　　既然在中国市场的宣传，是你的重要谈判条件之一，那我辛苦一下，回程的时候先飞一下曼谷好了。跟许先生敲定一下合作意向，然后再把宣传片在国内放出来，免得浪费一个筹码。”

　　韩婷理解了顾骜的饮料品牌布局考虑后，也非常麻利地做出了安排。

　　她只是想象力没那么丰富，执行起来还是很利索的。

　　两人聊到这儿，肉骨茶也都吃完了，韩婷自然而然把外卖塑料盒收拾好，还摁铃让服务员倒掉。

　　韩婷倒了杯水漱漱口，然后端着杯子继续下一个话题。

　　“还是说说你一开始提到的大前提吧——你为什么会觉得，红牛这个牌子所代表的文化传媒价值，未来会越来越值钱呢？

　　你说‘红牛代表了赌命、冒险博出名的群体’，这类人在我看来就是吃饱了没事干的浪费生命者，我不觉得这种人将来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吸引这些人的运动赛事、文娱作品，未来应该也不会有大前途吧。”

　　刚才在扫盲的时候，顾骜大致解释过“红牛代表了冒险赌命”是怎么回事。

　　他解释的说辞，无非是把他后世看到的“红牛最适合代言极限运动、冒险挑战”等现象，用一个朦胧的推演预言说了一下。

　　但是，1982年的国人，显然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吃饱了撑着找死的人。这个时代也没有“我终于知道外国为什么人口少了”之类的口头禅。

　　文化差异太远了。

　　顾骜闲着没事，就不吝给韩婷深入解读一下。

　　“你要这么想问题：最近十几年来，世界范围内，其实生产力爆炸式发展是很明显的。如今我国都开放了四年了，形势那么好，我毫不怀疑，未来30年的社会，全球会从一个匮乏的时代，转向一个富足和相对过剩的时代——你没听错，我说的‘相对过剩’，就是Marx说的那个‘相对过剩’。

　　而可口可乐这样的品牌，代言的是‘廉价美味带来的幸福感’。红牛代言的，是‘你比别人强’带来的幸福感。前者是人和自然的对抗，后者是人和人的对抗。

　　吃饱喝足的人容易空虚，再想感受到快感，就只有与别人不同，被别人羡慕，在被人面前装逼。物质越富足，空虚的人就越多。”

　　顾骜说到这里，神思恍惚有些穿越时空，想到了后世很多新的社会问题，内心忍不住感慨。

　　他的表情落在韩婷眼里，也引起了微微的共鸣，虽然韩婷的见识还不足以真正理解。

　　神游之后，顾骜发散性地叹息：“有时候我在想，如果从国民‘幸福指数’来看，未来15~20年，或许是全民综合幸福度最高的时代了。再往后，人民虽然更有钱、物质更丰富，但说不定总体国民幸福感会下降，人与人之间关系更紧张、戾气大增。

　　其实，我很不希望红牛代言的‘让空虚痛苦的人赌命求关注、寻找存在感’文化大行其道，但天道趋势摆在那儿，谁也违抗不了。”

　　“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将来更有钱了反而不幸福？”韩婷放下了杯子，郑重地问。

　　顾骜耸耸肩，无奈哂笑：“我在美国念书时，学到了很多课外常识：人类的大脑，其实很贱的，它终究只是一个被生物进化学所奴役的器官罢了。自然界为了让人类不断奋进，千万年来早已让大脑进化成了‘物质享受升级后很快就能适应’的机制。

　　也就是说，比如一个美国人，今年赚1000美元月薪，明年涨到1500，他可能刚涨薪的前半年，会稍微喜悦一下，沉浸在幸福中。可最多半年后，他会觉得这是自己应得的，大脑的保护机制，导致垂体不会再为‘我加薪到1500’这个理由而继续分泌多巴胺了。

　　再过几年，他涨到月薪2000/3000的时候，每次暴涨后半年，依然会分泌多巴胺，再往后就习惯了，概莫能外。

　　同样的，一个没吃饱饭的人刚刚吃饱后前半年，他会开心，下一次他就要偶尔能吃肉时，才能开心半年，再下次要到敞开不限量吃肉时才开心半年……在确保活下去后，每一个新增物质享受的增量，只能让你的垂体为之分泌半年多巴胺，然后就习惯了。

　　存量不重要，增量才重要，没有增量时，月薪5千美元的美国人跟月薪5万美元的美国人，其实物质上活得一样痛苦——当然，这一切，都是以多巴胺分泌量为衡量标准。

　　如果仅仅是上述的机制在起作用，那么小康实现后，有钱最多是跟没钱一样幸福，至少不会痛苦。可事实是，人一旦满足小康闲下来之后，他的注意力就会多到无处安放。

　　一个没吃饱饭的人，是没精力去关注他身边的人、有几成比他穷有几成比他富的，也就没空被攀比所苦。他的大脑被饿麻木了。可是一旦吃饱了，她就会找事儿，希望被人关注，希望发现自己在社会上并未处于底层，那么矛盾就来了，戾气也大增。

　　所以从多巴胺的角度来衡量，其实一个最和谐的社会，大约是80%的把精力花完后，能吃饱穿暖，没有剩余精力去嫉妒别人并且生出怨愤。16%的人能吃饱肉、有电视看，然后每当脑子空下来时，就能想起自己是世界的前20%，并心生优越感。

　　3.5%的人当富豪，不但锦衣玉食，还能买奢侈品，在那16%吃饱肉有闲暇的人面前偶尔显摆一下。最后0.5%的顶层超级精英，则脱离了一切低级趣味，他们钱多得视钱财如粪土，只想改造世界、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美国人的脑神经科学家早就研究过了，人类只要发现自己处在所能观察到的环境内、前两成的位置，他们就多半会心生满足，分泌多巴胺。

　　对于穷人而言，闲下来的时候最好就是适当消遣一下体育运动、或者打打牌，把精力耗散掉就够了。如果更闲，他们就会想起自己有多穷，这虽然会刺激他们奋斗，却也会带来痛苦、多巴胺分泌量的压抑。”

　　顾骜前世来自于过度分享的互联网时代，他虽然赚的是这个钱，却不代表他认同那玩意儿的好处。

　　他深知很多时候无知等于幸福。90年代末社会的戾气之所以没有2010年代浓重，并不是90年代末的人物质生活好，而是他们没有那么多诱因提醒他们想起自己有多穷。

　　“原来，美国、曰本这些国家，都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按你的说法，他们的社会戾气那么重，极端的人那么多，都是被大众传媒的过度挑拨攀比导致的？”

　　“很残酷？但真相就是这样。如果有一天让中国人民吃得太饱后，他们迟早也会想方设法变着法儿作的。只要我们还是人类，我们也都是多巴胺的奴隶罢了。有识之士们，充其量不过是比常人更能提醒自己警惕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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