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李治的话，武媚娘略一思索，笑道：“三郎，熊津都督府的职责首要是镇抚，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又有何不可？

　　再则如刘仁愿奏折所说，可暂命阿弥为代都督，待百济事定，便可取消，又有何好担忧？

　　都察寺是恶犬，现在把这条恶犬放在敌国里，岂非正合适？”

　　武媚娘的话，令李治陷入了沉思。

　　良久，他拍了拍掌：“媚娘提醒的是，临时任命，暂代都督一职，无品无级，行不良人之事，对眼下的百济，确实是一剂良药。

　　如此，我才能将苏定方抽出来，投入一场对大唐更重要的战役。”

　　“三郎能如此想，我也替阿弥高兴，他有能力，只是缺一个施展抱负的空间。”

　　“机会我给他，能做到哪一步，就看他自己了。”

　　李治意味深长的道。

　　正是有了这次李治与武媚娘的对话，熊津都督府代都督之职，才会落在苏大为的头上。

　　这本是无奈之举。

　　王文度的暴毙不但引发半岛新一轮的格局变化，而且也大出李治的预料，将他原本的计划完全推翻。

　　大唐的名将能将不少，但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位置和去处。

　　不是想抽调，就能马上抽出来的。

　　西边，维护着大唐与波斯大食的贸易，河西走廊，草原诸部，这部份需要重点巩固，包括安西都护府，一系列的举措和人员，几乎耗尽了大唐半数的力量。

　　此时在东边，所能动用的力量，是有限的。

　　“陛下命我为平壤道总管，此次率军前来，为的不是百济，而是高句丽。”

　　刘伯英目光从苏大为到刘仁愿面上扫过。

　　整个公廨内的空气为之一静。

　　这个消息对苏大为来说，算不上意外。

　　但在此时经由刘伯英的口说出，则有别样的意味。

　　刘仁愿反应极快，向刘伯英拱手道：“陛下的意思是要对高句丽用兵了？”

　　刘伯英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顾左右而言其它：“去岁十一月一日，扶余义慈及扶余隆、扶余泰等五十八人被大总管苏定方献俘于东都洛阳则天门。

　　大总管前后灭三国，都活捉了他们的国王。

　　朝廷为庆祝攻灭百济，赐天下大酺三日，并加授苏庆节为尚辇奉御。”

　　这消息现在还没传到百济，以致于在军中的苏庆节自己都不知道，因为自己阿耶灭百济之功，已经跟着鸡犬升天。

　　“苏定方战功如此，军中谁不羡慕，现在自英国公李勣以下，人人上表，向陛下献言，愿为先驱对高句丽用兵，以全太宗未竞之功。”

　　这当然是表面上的一层理由。

　　更深层的则是，武人们需要军功，军事贵族必须寻找一个又一个的新目标去征服。

　　否则，养兵有什么用？

　　这些军中勋贵岂不是被边缘化？

　　至少在这个阶段，大唐的国策，还是积极向外扩张的。

　　也怪苏定方灭百济太过迅速，让李治心下认为，自己的确是找到了灭高句丽的正确打开方式。

　　太宗时期，虽然也曾启用张亮为水军都督，水陆并进去征讨高句丽。

　　但那时大唐水师的力量还是太弱，并没有真正形成跨海大量投送兵力的能力。

　　但是到了李治这个时期，大唐水师已成。

　　灭百济便是明证。

　　此外，占有了百济，便能从前后两个方向，去夹击高句丽。

　　这正像大汉与匈奴人争河西走廊一样。

　　“张掖”，张帝国之臂，断去敌人的臂膀，让帝国有能力伸出手，从敌人的弱点给予痛击。

　　征服百济的意义正在于此。

　　受到吞并百济的鼓舞，李治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灭掉高句丽，祭拜太庙，以告慰太宗皇帝了。

　　“总之，征高句丽已经提上日程。

　　具体的方略，要等陛下进一步的诏令，我等只用奉命行事便好。”

　　刘伯英抚摸着花白的胡须，目光又落到苏大为的身上。

　　而苏大为，此时想的却是另一件事——

　　历史上，显庆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李治任命契苾何力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率兵分道进击高句丽。

　　龙朔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又以萧嗣业为夫馀道行军总管，率回纥等诸部兵进军平壤。

　　五月二日，唐军作战部署发生重大变化，朝廷改命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大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大总管、同中书门下三品任雅相为浿江道大总管，统率大军及诸胡兵“水陆分道并进”，以讨伐高句丽。

　　平壤即高句丽都城。

　　大唐此番布置，与征百济时所动用的力量，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从始至终，在李治眼里，只有高句丽才称得上是大唐的敌人。

　　百济，只不过是不听话的属国，不遵天可汗之命，所以略施惩戒。

　　现在，在惩罚过百济后，大唐终于要对高句丽动手了。

　　李治很急，欲毕其功于一役。

　　这一次战争，他几乎集齐了大唐现在所有能动用的能将、名将，光是大总管便任命了五位。

　　征百济时，只任命苏定方一人为神丘道大总管。

　　这个重视程度，对比十分明显。

　　正因为李治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到高句丽上，百济在大唐军事版图上的地位，就便得有些鸡肋。

　　既需要借助百济的地利，为征高句丽提供辅助之力。

　　又不想也不能，投入太多的精力在百济本土上。

　　是以，李治对百济的配置，就有着他的考量和安排。

　　此时征高句丽为第一要务，不可能再另任大将，另投入大量军力在百济了。

　　刘伯英这支万人上下的军马，既是龙朔元年大唐对百济的第一批援军，也可能是最后一批。

　　自己手里掌握督察寺情报系统，对百济这种战地，行战时管制，足够稳定局面。

　　李治唯一担心的，就是过度放权后，怕自己的野心如脱疆的野马。

　　毕竟监察系统一旦松开控制，是每一个为上者所忌讳的。

　　奇怪，按李治那个步步算计的性子，为何会命自己为代都督？

　　此时苏大为心中还存着疑惑。

　　却见刘伯英向着自己道：“苏代都督，我这里，还有一封陛下给你的信。”

　　说着，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将，从身上取出一封被木匣封口，施以朱泥印戳的密匣，将其交到苏大为的手上。

　　“陛下说了，此信只由你一人看，苏都督可查看印信。”

　　说这话的时候，刘伯英脸上流露出一丝羡慕之色。

　　一朝天子一朝臣。

　　像他这种老将，李治会用他，但永远不会像对苏大为这样，引为心腹。

　　别说刘伯英，就是一旁的刘仁愿同样羡慕。

　　他的境遇和刘伯英差不多。

　　看着苏大为验过印信，捏碎泥封，取出里面的密信。

　　两员老将都自觉的退开一些。

　　让苏大为独自看皇帝陛下给他的信。

　　苏大为一目十行的看完这封由李治亲手写给他的书信，脸上的表情变得十分精彩。

　　刘伯英和刘仁愿虽然站远了些，但一直是暗中观察着苏大为脸上的表情。

　　如果李治是用勉强和亲近的用语，那苏大为的表情一定是十分振奋和鼓舞。

　　如果李治用的是严厉，命令的语气，苏大为的表情一定是凛然，是谨慎。

　　可是现在，苏大为的表情却不属于上面任何一种。

　　而是一种似苦恼，似释然，又像是松一口气的表情。

　　这让刘仁愿和刘伯英两员老将，无法通过他的表情反推出，李治在这封密信里，到底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给苏大为。

　　虽然猜不出来，但三人的关系与进公廨前已经改变。

　　之前，苏大为仅为刘仁愿手下的折冲府都尉。

　　但现在，他已经受到李治诏书，暂代熊津都督之职。

　　这样，三人的身份，已经算是同一层级。

　　总的来说，唐军的军制里，都督府的地位弱于都护府，要受都护府节制。

　　比如大唐征服高句丽后，在辽东之地建起安东都护府，负责整个辽东的军政大事。

　　在百济的熊津都督就受其节制。

　　都督府的职能为：掌统诸蕃，抚慰、征讨、叙功、罚过，总判府事。

　　属于大唐设在百济的管理机构。

　　如果是在内地，还会任命刺史。

　　都督府是大唐维持地方势力平衡的裁决机构。

　　可以总判府事，可以叙功罚过，可以征讨。

　　这个权力非常之大。

　　另外，大唐任命的行事总管，主要负责军事征讨，其军事权力是大过于都督的。

　　都督执掌的主要是地方治安一类的战争。

　　唐朝的刺史相当于其它朝代的太守，为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后世的市高官。

　　这三者侧重各有不同。

　　现在在百济熊津都督府中，苏大为为熊津都督府代都督。

　　刘伯英为平壤道大总管，负责高句丽方面的攻略。

　　未来与他一齐行动的，会有浿江道行军大总管契苾何力、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刘伯英、镂方道总管程名振，以及夫馀道行军总管萧嗣业。

　　至于刘仁愿，身为嵎夷道行军副总管。

　　嵎夷，古时指山东东部滨海地区。

　　《尚书·尧典》记载，羲和浴日的汤谷，在一个叫做嵎夷的地方。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

　　孔安国注云:“东夷之地称嵎夷。”

　　魏晋时期的扶余在中国史书中被归为《东夷列传》之一员。

　　所以此嵎夷道行军总管，指的是对百济及高句丽方面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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