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石和刘浚沿着街道慢慢溜达，离石发现永嘉城里的人都戴了纱帽，最少也是用纶巾包住头上发髻。

离石也就入乡随俗，随便找个沿街的屋子，闯进去摘下头上发髻束发金冠上的冕苏尾羽，本来想换个纱帽戴上，可惜他没有，戴别人的他又不习惯。

换完头型，离石扔下一枚金币，就与刘浚一起扬长而去。

他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还向刘浚讲解起了建筑史的变迁，要向离石讲解永嘉城内有名建筑的刘浚反而成了听客。

离石边走指着路两边的建筑说：

刘兄，华夏文明一脉相承，你看三国、两晋时期的建筑，主要是继承和运用秦汉的成就。

然后又指着一个与周围建筑格格不入的高塔说：

这应该是佛教的佛塔，佛教在东汉初期时传入我华夏。

刘浚忙问离石：

紧弟，你说的华夏有什么特别含义和讲究吗？

离石依稀记得“华夏”一词的来源，便对刘浚发劳骚说：

没想到，南朝乃汉人文化精粹聚集之地，对自己的来龙去脉也有所缺失。

这到底是人为的？

还是传承遗失了？

然后离石一本正经的说：

华夏，源于中国古代对于中原地区及其文化的称谓，最初用来指分布在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一些史前部落或部落联合体，合称为华夏族群。

这些族群被认为是汉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起源之一，就是被南方汉人抛弃的北方之地。

没想到吧？

“华夏”一词最早始见于《尚书.武成》，根据《尚书》的记载，武王伐纣时“华夏蛮貊，罔不率俾”。

无论是中原的华夏诸族还是边远地区的少数族群，没有不跟随武王一同伐纣的。

由夏朝而至周朝，具有丰富悠久的礼仪传统，因此被称为“夏”，而“华”则是因其服饰之美得名。

汉朝建立后，华夏逐渐演变成中国的代称。

魏晋以后，“华夏”逐渐被“中华”一词取代。

而“中国”一词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以前的一个王朝——商朝。

刘兄难道在南朝的史书中读到过夏、商、周三个古老王朝？

离石见刘浚惘然的摇头，又接着问：

那夏王朝呢？

见刘浚还是惘然的摇头，离石不再继续追问，而是接着说：

由于商朝的国都位于它的东、南、西、北各方诸侯之中，所以人们称这块土地为“中国”。

即居住于中间的王国，它同时又是政治、经济的中心。

在古代，“中国”没有作为正式的国名出现，因为那时的王朝或政权，只有国号，而没有国名。

他们所说的“中国”，仅是指地域、文化上的概念。

刘浚说：

贤弟，没想到你真正的治学是治史，为兄知道华夏、中国、中华这些词语的意思，却从没有往更深的层次上去想。

受教了！受教了！

贤弟，请继续，为兄洗耳恭听。

离石让刘浚一打岔，就开始见到什么就说什么。

看见前面最高的佛塔，便说：

佛教在东汉时传入，其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建筑，就是佛教建筑，特别是建造了佛教寺院和高层的佛塔。

随之而来的是“身毒”、西域一带的雕刻和绘画艺术也涌入中原，渐渐向南方辐射。

刘兄，你看佛塔周围的建筑是否与刚进城时建筑有所不同？

这种情况对中国的建筑艺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秦、汉时比较质朴实的建筑风格变得更为成熟和圆淳，这也是汉人的建筑风格第一次被动的融合，也丧失了秦、汉时的建筑风格。

佛教在东汉时就已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的缓慢发展，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以致兴建了大量寺院、佛塔和石窟，并使其成为这个时期最突出的建筑类型。

现在大梁王朝更是崇信佛教，梁朝萧衍现在就开始大兴土木，在建康修建佛寺已达三百多所，僧尼五万多人，规模还在不断扩大。

这是刚刚开始，南朝地方各郡县也都在兴建佛寺，而这一切的负担都需要黎民百姓去承担。

听说退缩到东北方的大赵石勒也开始崇信佛教，他不敢与北朝大秦作对，也不敢与南燕鲜卑奴为敌，只能崇信佛教，麻痹自己，在王城里兴建寺塔。

北燕慕容氏更是不遗余力地崇佛，建都平城时，就大兴佛寺，开凿云冈石窟。

迁都洛阳后，又在洛阳伊阙开凿龙门石窟。

大秦把羯胡、鲜卑奴驱赶到东北边时，据说北方天柱山里，大山里佛寺达三百多座，其中洛阳有一千余所，可见佛教建筑之盛。

而那些地方只是他没有去过，也没有在他的大秦境内发现佛教的踪影。

没有付出，就不会有收获，既然他在攻略胡虏之初，没有见到佛教帮忙出战的影子，那他就当佛教并不存在，也不会给他们在大秦享有任何特权和扶持，将新冒出来的佛教边缘化任其自生自灭。

不像拜火教，好坏准许他们完全汉化以后，就可以在华夏境内传播宗教。

他们提前下注大秦的未来，大秦不介意将它改造融合后，带着他一起去征服世界。

南朝佛寺以建康的永宁寺为最大，按《建康伽蓝记》所记，中间置塔，四面有门，塔后为佛殿。

这些资料就是盖世太保、国土安全局、军事统计调查局、猎人公会、宣传部联合起共同搜集、整理、汇总后的资料，内容很详实、很细致。

离石说：

据资料记载：

初期的佛寺布局与“身毒”相仿佛，仍以塔为主要建筑物，置于佛寺中央，而以佛殿为辅，置于塔后。

关于“身毒”的资料介绍，董夫子私藏下来的史书中大略记载，因为这些书籍里的内容，才促使董夫子树立了天下本应“大一统”的观念。

离石歇口气，接着说：

现在建康有许多佛寺是由贵族官僚的邸宅改建的。

所谓“舍宅为寺”，就是把前厅改为大殿，后堂改为讲堂。

于是，佛寺进一步中国化，不仅把中国传统的庭院式木架建筑应用于佛寺，而且使私家园林也融合成为佛寺的一部分。

这在《建康伽蓝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佛塔本是埋藏舍利供佛徒礼拜而建造，传到中国后，把它缩小变成了塔刹，并与东汉已有的多层木结构楼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木塔。

离石感叹的说：

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只要能与中国本土文明能融合，就可以试着让他们传播，看他们到底有没有用，要是光会修建筑，那就去当建筑工人。

想到这里，离石就想笑，要是大秦以后的建筑工队，管事头领是光头的大和尚。

永宁寺塔是该时期最著名的木塔，方形、九层。

这种塔与楼阁式木塔不同，采取密檐式，仅作为礼拜的对象，而不供信徒、游人登临游眺。

当时还存在第三种塔——单层塔，这是荒原猎人在北方天柱山里采药时发现的。

天柱山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来的洞窟型佛寺。

汉代已掌握了开凿岩洞的施工技术，佛教传入中土后，开凿石窟寺的风气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

这些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贵族、官僚出资修建。

用的是无地可种的农夫、征发的是度日如年的匠人。

窟外还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护。

从建筑功能布局来看，石窟可分为三种：

一是塔院型，与初期佛寺以塔为中心相同；

二是佛殿型，窟中以佛像为主体，相当于一般寺庙中的佛殿；

三是僧院型，这种寺院在“身毒”称“毘诃罗”，主要供僧众打坐修行之用，窟中置佛像，周围凿小窟若干，每窟供一僧打坐。

兄长呀！你可否想过羌胡、鲜卑奴境内佛寺怎么建出来的？

这些佛寺都是我汉家儿郎用累累白骨所建，北方汉人从刚开始时的二千多万人口，变成现在四百多万出头。

那消失的一千五百多万汉人人口去哪里了？

兄长所说的“仁”包括那消失的一千五百多万北方汉人吗？

而同时期，南方汉人在做什么？

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一心扑在建筑和穿衣吃饭的享受上面，世家豪门生怕住的不够舒适，吃的不够丰富，穿的不够奢华。

南方贵族、世家豪门的住宅后面都往往建有园林。

园中有土山、钓台、曲沼、飞梁、重阁、假山等等。

同时，还让叠石造山的假山技术得到了很大发展，如建康的华林园、萧蒹宅及梁江陵湘东苑，或重岩复岭，石路崎岖，或深溪洞壑，有若自然。

魏晋以来，一些士大夫标榜旷达风流，爱好自然野致，在造园修建方面，聚石引泉，植林开涧，企图创造一种比较朴素自然的意境。

时间来到南朝后，他们耗费民脂民膏，去满足个人的私欲，集体有意识的忘记正在北方胡虏屠杀刀苦苦挣扎的汉人。

离石忍不住又叹了口气，唉！

由于民族的强制大融合，这时期室内家具陈设发生了若干变化。

一方面，席坐的习惯仍然未改，但传统家具有了新的发展。

如睡床增高，上部加床顶，周围施以可拆卸的矮屏，这种习惯在北方改变的更明显。

起居用的床加高、加大，下部以壶门作装饰，人们既可以坐于床上，又可垂足坐于床沿；

床上出现了倚靠用的长几、隐囊和半圆形凭几（又称曲几）；

两折四牒可以移动的屏风发展为多折多牒式。

另一方面，西北匈人杂胡进入中原地区以后，不仅东汉末年传入的胡床逐渐普及到民间，还输入了各种形式的高坐具，如椅子、方凳、圆凳、束腰形圆凳等。

这些新家具改变了北方汉人的起居习惯与室内的空间布置习俗，成为以后逐步废止床榻和席地而坐习俗的前奏。

刘浚听的目瞪口呆，又觉得理所当然，只有这位贤弟，才有这样的能力也有这样的权力，让各地的官员将这些无聊的情报汇总上报上来。

他嗫嚅的说：

贤弟，你所说的这些，为兄能否借来一观，等日后有机会去看看。

唉！为兄也知道这只是一种妄想，为兄年龄摆在这里，连多走几步路都有些气喘，怎能到你说的地方去看看呢？

离石自信的说：

兄长，若是听小弟安排，戒除了寒食散的毒瘾，让黄神医给你调理理身体，再修习道家养身锻体之术，定能让你再年轻二十岁。

那时，你乘坐大秦的火车，去东南西北四处转转，领略山河风光之峻美，岂不美哉？

刘浚迟疑的问道：

当真？

离石肯定的说：

吾以先皇启誓，绝无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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