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品味着阿萨姆奶茶

  一边思考着

  佛教在中国，也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

  我也和拉哈尔教授，一起探讨了世界三大宗教的各自荣辱史，彼此感触颇深。

  拉哈尔教授，也肯定了中国在佛教文化传播中，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当然了，佛教也在中国，焕发过夺目的光彩，也经历过黑暗。

  拉哈尔教授告诉我：

  “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这是马克思对宗教的一个相当精确的定义。

  选择宗教往往是人民迫于生活苦难的下的无奈之举。

  而佛教讲求轮回重生，来世享福的观念。

  更是中国古代穷苦老百姓，在当时文化环境下，能够寻找到的成本最低的，用以缓解自己现实苦难的精神依托。

  这就是历史上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却能在你们中国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精神鸦片”的副作用开始显现。

  大批信佛的群众开始出家为僧，不事生产，不纳赋税，甚至寻机发起武装暴动。

  佛教的这些做法严重危害到了当时的社会秩序。

  也引发了统治阶级为反制佛教而实施的数次灭佛运动。

  其中最着名的三次灭佛运动就是“三武灭佛”，而三武灭佛的背后就是中国佛教势力发展的兴衰史。

  我听完若有所思，微微点头。

  拉哈尔教授继续讲述到：

  佛教诞生在一个高度内卷的印度宗教氛围中，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其实是我们本土的印度教。

  那时印度教势力强大，佛教是唯一能与其分庭抗礼的宗教。

  而佛教当时也一直试图将印度教扳倒，从而使自己成为显学。

  就这样，佛教挑战，印度教守擂，双方以辩论为主要方式，进行了几百年的斗争。

  慢慢的，这种不断地“学术交流”使得佛教发展出了极强的思辨逻辑体系。

  最早在西汉时期，佛教就已沿着丝绸之路传入到了你们中国。

  在最开始的阶段，其传播的比较缓慢。

  究其原因，在于那时候你们人民生活还算比较顺心。

  你们汉朝的百姓至少还生活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大一统时代。

  并不是很需要佛教“六道轮回”的理念来拯救他们自身的心灵。

  你们中国佛教真正发展迅猛的时期，是在两汉之后长期战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那个战火频仍的年代，本土的两大学说逐渐式微，使佛教成为了最有影响力的学说。

  这两大学说，一是儒学。

  魏晋南北朝常年的战争动荡，社会秩序崩坏，已无法让民众再相信儒学所说的君臣等级的社会架构。

  虽然统治者大多还是尊崇儒学以维护统治。

  但底层民众大部分却不再认为儒学能把他们从那时的战火中拯救出来。

  其二是道教。

  当时的道教，因为东汉末年张角的太平道起义和“三张”的五斗米道起义等一系列的道教反抗活动。

  而受到了统治者的严厉打击，这促使道教进行了变革，从而更迎合统治阶级的需求。

  改革后的道教将此前利用道教起义的民众都归为“群愚”。

  要“犯无轻重，致之大辟（死刑）”，与群众进行了彻底地割裂，这也让不少信众放弃了这时的道教。

  而当时还有一种学说在社会上占有重要地位。

  那就是从曹魏时期开始兴起的玄学。

  特别在两晋时期，士族门阀已经把“谈玄”发展为了一种社会风气。

  爱好清谈的他们在那时崇尚玄学的虚无缥缈，并且乐于接受抽象的哲理观念。

  这时佛教发达的思辨逻辑正好对上了玄学家崇尚的发展方向。

  二者一拍即合，当时东晋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许多名士也渐渐学习并在公共场合谈起了佛理。

  有当时的这些大流量名人“直播带货”，这无疑又大大增强了佛教的影响力。

  我听到这里，被拉哈尔教授丰厚的佛学文化积淀感到折服。

  拉哈尔教授，端起咖啡杯，轻轻喝了一小口咖啡，继续讲述：

  社会动荡是宗教生长最好的土壤，在南北朝时期，佛教逐渐在中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据当时记载，北魏时的寺院达到了有3万所之多，僧尼足有200多万人。

  而当时的北魏人口总共也才3000多万人。

  相当于当时北方每15个人中就有一位不给国家纳税、不服徭役的僧尼。

  而南方那边，你们南朝梁武帝时期，甚至皇帝自己本人就是一个十分虔诚且狂热的佛教徒。

  他不仅把佛教奉为国教，还曾四次舍身佛寺。

  其中有三次是宫中大臣花了重金才将其从寺院赎了回来。

  有了梁武帝这种佛教徒皇帝背书，南朝的佛教发展甚至比北方还要兴盛。

  在那时，你们中华大地上已经是遍地佛寺，僧尼无数。

  而佛教这种不受限制的无序生长绝不只是寺庙里的吃斋念佛的僧人们多了一些而已。

  那时的地主僧侣阶级在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后，慢慢把寺院发展成了对国家稳定有巨大威胁的“国中之国”。

  他们利用佛教，欺骗百姓施舍，让许多佛教徒倾家荡产，用这些恶劣手段敛来的财富。

  他们又会接着释放高利贷，并且购买周围百姓的地产。

  让大量百姓被迫以僧尼身份生活在寺庙里或者成为终生为寺院耕种的寺户。

  此时这些寺庙的高级僧侣看似佛法高深的佛家大师。

  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不受政权约束，并且还占据了大量社会资本的剥削阶级大地主。

  当时社会上对这种现象也多有不满。

  很多学者也看出了佛教这样发展下去的弊端，人们开始在理论上对佛教进行了辩驳。

  其中最为有力的对佛教的理论打击就是来自范缜的《神灭论》。

  范缜在书中写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这反对了佛教中认为灵魂与肉体可以分离的说法。

  人没有灵魂，也就无法往生，“今生受苦，来世享福”的理论也就站不住脚了。

  范缜的《神灭论》把对于人的自我认知又从唯心主义转到了唯物主义的视角上来。

  但当时仅仅从理论上冲击佛教已经不可能遏制住佛教的发展了。

  当时的佛教拥有僧兵武装军队，同时拥有庞大产业资本，这种情况下，仅仅是从思想层面去辩驳佛教是无法动摇其根基的。

  就算再有一百篇《神灭论》一样思想深度的着作，佛教势力也依然强大。

  要想削减佛教势力，就必须除其军队，收其财产，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靠武力灭佛。

  于是，为了遏制佛教发展，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开启了中华大地上第一次的大规模灭佛运动。

  拓跋焘刚一继位之初其实很尊重佛教。

  史书记载他时常与佛教大家研讨佛法，其开始对佛教的态度，虽然谈不上支持，但至少说不上有什么仇恨情绪。

  但宰相崔浩和天师寇谦之日复一日向他阐明了佛教兴盛的弊端。

  加之他本人也喜好征战，一边需要抵御北方的柔然。

  一边还不断西征胡夏、北凉，这些战争都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

  在这一次次的战争中，他也渐渐感受到了佛教分权、占据社会资源的弊端确实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在438年，拓跋焘下诏命令五十岁以下的僧人还俗。

  让他们重新从事耕作，回到正常生活。

  并征召其中精壮人口来补充兵源，以用来接下来征伐北凉。

  439年，在收回佛教一部分权力之后，拓跋焘在第二年征北凉就取得了大胜，他也因此尝到了打压佛教的甜头。

  当时的拓拔族把佛教奉为“戎神”崇拜。

  于是在444年拓跋焘决定以“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的名号，将佛教定义为招致妖孽的邪教。

  来破除民众对佛教的信仰，同时禁止社会上的任何人私养沙门。

  在445年，北魏境内关中地区又发生了盖吴起义的事件，

  在平叛过程中，他发现了关中地区佛教寺庙里面藏有大量武器，这让他怀疑关中地区的寺庙有向盖吴提供武器的可能。

  于是他更进一步仇恨佛教。

  不过对于私藏武器这件事，也有部分观点认为寺庙给盖吴提供武器是拓跋焘为下一步灭佛运动捏造的借口。

  毕竟当时的寺庙都是有自己的僧兵武装的，有武器很正常，但不能说这就是私通敌人的证据。

  随着连年的征战不休。

  在平定了盖吴起义之后，拓跋焘又一次感受到了战争造成的人财短缺？

  这就使他将目光再次移向了佛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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