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53章 3455【清除硕鼠】
第3453章 3455【清除硕鼠】
不过尽管反腐的难度极大,项南还是大力推动。
因为不反腐是不行的,大明朝国力再强盛,也架不住一堆硕鼠围着它猛啃。
不消灭这些硕鼠,老百姓就永远没有好日子过。
而文官反贪虽然艰难,但是那些贪官污吏并非无懈可击。
项南之前查军隊反腐时,就已经找到了不少的线索。很多将官的贪腐,都是与地方官、士绅、豪商勾结而成的。
比如边关的将军走私军械,自然不是自己亲自去卖,而是交给中间商处置,因此很多商人借着做中间商赚差价发了大财。
这些商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自然不会只跟军中合作,同样也会跟地方官合作,将许多违禁物卖到关外去,比如茶叶、铁器、盐巴、粮食、布帛、药材等。
因此项南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犯罪材料,只是当时他正在全力主持军中反腐,不想双线作战罢了。
如今军中反腐的目标已经初步完成,项南自然就能够开辟第二战线了。
他随后就顺藤摸瓜,开始查这些文官的事。
他命令锦衣卫全体出动,让那些官员在规定时间,到规定地点交代问题,一天交代不清楚,一天不许放出去。
而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有功,包庇有罪。如果能够及时坦白交代,或者供出其他罪人,自己就可以减免罪行。
本来是殺头,可以减到流放;本来是抄家,发卖家人为奴,可以减免家人罪行;本来要被流放的,可以减到打板子……
当然如果一味抵抗,不肯认罪,一旦查实,便会罪加一等。本来贬谪、流放、抄家的事,罪加一等就是砍头。
为了避免锦衣卫造成冤假错案,项南还禁止锦衣卫使用刑具,不允许他们刑讯逼供。
毕竟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兔子都得被打得承认自己是狗熊。为了减罪再继续攀咬下去,全國都没有一个好人了。
朱元璋时期,查贪腐弊案,就是用这种方法,往往就是一个案子就牵出一大堆官员,弄出一大堆的冤假错案。
户部尚书滕德懋被人举报涉嫌贪污,气愤的朱元璋立刻把他杀了还不解气,还让人剖开他的肚子看看他都吃些什么“昧良心食”。
结果锦衣卫剖开滕德懋的肚子之后,才发现这位曾经的户部尚书的肚子里,只有一些粗粮和野菜……
因此项南不想错杀一个清官,但也不想放过一个贪官,所以才要锦衣卫详查、细查,而且不能刑讯逼供,鲁莽行事。
即使如此,被锦衣卫查出的贪官污吏也是数不胜数。从天顺九年初到天顺十二年,查出的贪官污吏多达二十余万人,堪称是触目惊心。
当时明朝有编制的官员,都不到五万人,可是查出的贪官污吏就多达二十余万人,可见贪腐真是无处不在,洪洞县都没好人了。
查出这么多贪官污吏,项南恨不能全给殺了。
但最终他还是没敢乱殺,真要把这二十多万人都殺了,那就没有足够的官员做事了。
毕竟靠着科举,每三年才能选出几百名进士。就算项南年年开恩科,也得花好几百年才能选出二十多万官吏。
而且项南知道,很多官员之所以贪腐,也是迫不得已。
<div class="contentadv"> 一来,明朝官员薪俸定得太低,养活自己一家人都很困难。好像滕德懋贵为吏部尚书,都只能吃野草、粗粮;海瑞要做清官,差点把一家人都饿死。
项南知道人性本来就贪婪,指望官员全是圣人也不可能。就连他自己,都做不到安贫乐道,又如何能强求别人;
二来,贪污的大环境如此,当上级都在贪得时候,自己不贪就不容于上下级,不容于这世上。
就像六七十年代的香江,警匪一家,沆瀣一气,警员收规费,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不收反而不对。
《五亿探长雷洛传》中,雷洛刚开始都想做个好警员,但却被层层打压,在警界根本待不下去,最后不得不选择贪。
所以项南考虑,应该给他们一个悔过的机会。
因此他只殺了贪污最多,危害最大的一批人。尤其是对那些已经辞官、退休的官员予以重击,反正他也已经用不到他们了。
至于贪污较少,危害较小的在职官员,则予以宽大,允许他们戴罪在岗。表现的好以后可以获得赦免,表现不好罪加一等。
这就有点像朱元璋时代了。当时他也是查出了太多的贪官,以至于各地都缺官员做事。朱元璋无奈,只得让那些贪官继续留任。
不过,那些贪官要带着刑具继续办公,称作“戴死罪、徒流办事”,或“戴斩、绞、徒、流刑在职”。
项南倒没朱元璋那么狠,没给那些贪官带上刑具,但也死死地盯着他们呢。敢再犯事,就不是缓刑了。
……
经过这一番反贪之后,大明的官场,算是被项南彻底清洗了一遍。
凡是贪污的,腐败的,平庸的,无能的,有二心的官员,全部被他清洗了下去,这也让大明官场的风气为之一新。
老百姓更是欢呼不已,那些祸国殃民,贪赃枉法的官吏都被项南抓去砍头,让他们自然觉得痛快。
而受了这股风潮的震慑,那些官员都能老实一阵。以往的苛捐杂税、摊派徭役,以及巧取豪夺、欺男霸女的行为都得到了扼制,老百姓得了实惠,自然都高兴。
这也让项南在民间的声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项南也借此大力推行“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以及“耗羡归公”三项政策。
这三项政策都是切实触及官员、士绅的切身利益的。单是“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一条,就让那些官员、士绅有切肤之痛。
因为在此之前,官员、士绅是不需要缴纳税赋的,也不用服徭役。这些赋税、徭役都由普通百姓承担。
而在明朝,贫富差距十分之大。贫者上无片瓦遮头,下无立锥之地,一穷二白,还要承担最多的徭役、赋税,自然是苦不堪言。
而那些官员、士绅田地连阡累陌、房屋鳞次栉比,却不用服徭役、缴纳税赋,自然乐得逍遥。
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正因此,明朝农民起义不断,频次之高,历朝历代都相当罕见。就算是史称的“仁宣盛世”、“弘治中兴”时期,依然爆发了十余次农民起义。
相比起来,备受诟病的康雍乾三朝,却没有爆发几次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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