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喜欢就好，过段时间我正好要回家一趟，到时候帮你捎到美国来吧。”

        张天元笑道。

        “张大哥你这会儿去哪儿啊？”

        欧阳晓丹这会儿在房间里补觉呢，所以柳怜一个人实在是无聊，就多问了一句。

        “我去地下室看看，有兴趣去参观吗？”

        反正张天元的东西迟早是要送回过去摆在神罗博物馆里供人参观的，因此他倒也不担心会让柳怜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

        “可以吗？”

        柳怜其实早就想要去里面参观了，只是没好意思提出来，今天既然张天元主动把话题引到了这里，那她肯定是要去看看的，不然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地下室里的东西其实并不算多，因为张天元已经通过特殊的渠道将大部分的古董运回国内了。

        现在地下室里面留着的，基本上都是最近得到的东西，其中自然包括洛杉矶贵族博物馆盗窃来的那些国宝级的文物。

        柳怜不是傻子，看到这些东西的一瞬间，她就猜出来问题所在了。

        张天元地下室里的每一件传世艺术珍品背后都有说不完的传奇故事。

        其中《伯远帖》《中秋帖》《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等国宝级艺术品，都曾经颠沛流离，差一点流失海外，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顺利回归了祖国的怀抱。

        如果你以为这样就结束的话，那就错了，就在最近几年，这几件国宝级的艺术品又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之中。

        明眼人都知道，可能是被人偷了，或者调包了。

        “这《伯远帖》是张大哥你从洛杉矶博物馆弄到的吗？”

        柳怜问道。

        《伯远帖》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珣书写的一封信，行书，共5行47字。

        《伯远帖》上有宋徽宗赵佶的御题和收藏印，北宋时由宫廷收藏。

        辗转六百多年后，清代乾隆皇帝得到《伯远帖》，又得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

        乾隆皇帝认为这三件是稀有之物，将它们收藏在养心殿西暖阁，名其收藏之室为“三希堂”。

        《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与《中秋帖》并称为“三希帖”。

        辛亥革新后，“三希帖”中除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仍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之外，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流出了宫外，被袁世凯手下的郭世五所收藏。

        郭世五死后其子郭昭俊因经济困窘，将“二希”带到香港，抵押给某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

        眼看着其贷款即将到期，如果无钱赎回，则此稀世之宝将按惯例被银行拍卖。

        由于当时不少外国机构与藏家对之分外觊觎，若“二希”一旦被银行拍卖，则国宝将很可能流到域外。

        1951年9月，时任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奉周总理之命，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离京出访印度、缅甸。

        在途经香港短暂逗留时，得知流失的国宝“二希”在香港可能被外国买去的消息，紧急向中央报告。

        郑振铎叮嘱香港著名的鉴藏家徐伯郊，想办法稳住郭氏，以待内地汇款抢救。

        徐伯郊马上找到郭昭俊，向其申明了大义。

        紧接着，徐伯郊又利用自己在香港银行界的众多关系，疏通了那家英国银行，答应郭昭俊的贷款由他负责偿还，并由自己出面担保，将郭抵押在那家银行的“二希”取了出来，然后同郭昭俊一起带着“二希”，按上级安排离港去了澳城。

        11月5日，周总理亲自给马叙伦(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人写信，指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

        《中秋帖》与《伯远帖》的成功回购成为了建国初期回购珍贵文物的一件大事，被传为美谈。

        这些事儿都是柳怜知道的，但是她不知道的，却是这两件东西回国之后，却又因为一些见钱眼开的家伙，把东西卖给了老外。

        让人寒心啊。

        与这两件东西拥有同样命运的，还有《五牛图》。

        《五牛图》号称“镇国之宝”，是唐代画家韩滉唯一的传世名作。

        《五牛图》一经问世便成为收藏的热点。

        北宋时，它曾被收入内府，宋徽宗题词签字。

        元灭宋后，大书画家赵孟頫得到了这幅名画，如获至宝，留下了“神气磊落、希世明笔”的题跋。

        清代，《五牛图》被征召入宫，乾隆皇帝非常喜爱。

        清朝末年，《五牛图》被转到中海瀛台保存。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帝都，这件稀世珍宝从此落入外国人手中，命运变得颠沛流离。

        1950年初的一天，周总理收到一位香港爱国人士的来信。

        信上说：当年这幅被八国联军劫走的《五牛图》，近日要在香港被拍卖，他本想购买下来使之重回祖国，但是画的主人要价10万港元，他个人无力购买，于是写信给总理，希望政府能够出资收回。

        当天晚上，周就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发出紧急电报。

        香港分社秘书黄作财收到这封电报，马上向他的哥哥、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汇报。

        当时，拿在黄作财手上的这封电报，只有八个字：不惜代价，抢救国宝。

        可10万港币不是一个小数目，尤其是在当时的香港。

        这时，黄作财兄弟又接到中央电报。

        报文上说，如果这幅画是真迹，马上可以去中国银行提款!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想得到这幅画，还成立了抢救小组，甚至连把国宝运回去的轮船都准备好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黄作梅失踪了。

        原来，自从兄弟俩频繁出入拍卖行之后，他们就发现自己身后常有国党特务跟踪。

        可时间一天天过去，哥哥始终没有音讯，眼看拍卖时间已到，弟弟黄作财提着巨款来到拍卖公司。

        谁知，这时拍卖公司却突然宣布《五牛图》撤拍。

        黄作财非常沮丧，可当他回到办公室之后，却发现哥哥回来了，而且就坐在办公室里，静静地欣赏着这幅《五牛图》。

        原来，黄作梅发现自己被跟踪后，就主动玩了个“闹失踪”的把戏。

        俩人一明一暗，弟弟在明，和拍卖公司打交道，吸引大家的注意。

        而哥哥在私下里，不停地做一位香港实业家吴蘅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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