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绢本和纸本绘画题材可归纳为三大类：山水、花鸟和人物。

        独立的花卉题材早期多与佛教艺术相关，但其后（尤以十世纪为然）的花卉描写日益普遍。

        当时，花鸟这一自然写实的组合亦时可得见。

        川州锦都的黄筌便是以其「写生」花鸟画名噪一时。

        这种画风在职业或宫廷画师当中尤为常见。

        黄筌曾供职宫廷画院，其写生之作是先用工笔细线勾画轮廓，再用诸彩填施渲染。

        相比之下，徐熙出身优渥却一生布衣，其花鸟画风亦迥然有别。

        徐氏作品有较大的诠释空间，运笔具书法神韵，后人称之为「徐熙写意」，深受文人画派推崇。

        黄筌、徐熙均追随者众，其画意风骨自宋代以降长盛不衰。

        雍正帝品味之高或许是清代帝王之最，可想而知，他对这批十五世纪花鸟纹抱月瓶亦青睐有加，他在位期间更命人烧造多款花鸟纹瓷瓶。

        就此而言，最接近十五世纪审美标准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

        传世品中有寥寥数件小巧的雍正抱月瓶，其器型与十五世纪抱月瓶相若，前后腹亦各饰一只小鸟，其中一例为德拉梅尔旧藏，2011  年经香港苏富比拍出。

        另外尚有一款更小巧的作品（高约22  厘米），香港佳士得曾于2015  年6  月拍出一例。

        这两款小巧的抱月瓶通常瓶口外撇，且大多不带年款。

        以本品为例的第二类作品更为珍罕，它们通常高约37  厘米，配圆直颈。

        帝都故宫珍藏一例，另一例为张宗宪先生旧藏，1999  年11  月经香港佳士得拍出。

        故宫抱月瓶的年款与本拍品瓶底所见类似，而1999  年拍出瓷瓶的年款基本上已磨蚀殆尽。

        在装饰类似本品的较大雍正抱月瓶时，画瓷师基本上保留了十五世纪初及十八世纪较小作品的纹饰格局，与此同时也充份利用其较宽广的「画布」，将前后瓶腹的纹饰题材增至双鸟。

        就中国纹饰而言，人们常视梅枝上的黑白小鸟为喜鹊；但在布克菲的协助下，专家们终于确定立于本瓶梅枝上的并非喜鹊，而是鹊鸲。

        这种燕雀类小鸟，先前被划归为画眉科的成员。

        此鸟因啼声婉转而为人所喜，曾是极为常见的笼养鸟。

        至于杏树上的鸟儿，人们往往称之为中华「白头翁」，但该鸟喉部为白色，而本拍品的鸟儿却只有白色冠羽和胸羽。

        本品前后瓶腹枝上的鸟儿均殷殷对望，而杏枝梢头位于左方的鸟儿则回首顾视同伴。

        这些鸟儿的构图方式与北宋绘画一脉相承，前述徽宗的花鸟册页便是最佳证明。

        综而观之，本品的纹饰格局要比十五世纪初的版本复杂，但其画工仍无比严谨细腻。

        与此同时，疏影横斜的虬枝与娇美的梅花对比鲜明，而叶繁枝柔的杏树也与饱满妩媚的杏花相映成趣，笔法意趣均深得丹青之妙。

        经过一番仔细的鉴赏，张天元基本上可以确认，这的确是一件雍正年代的抱月瓶。

        而且正是那件在香港佳士得被将近四千万港元拍走的东西。

        看到美妇瞅着自己，似笑非笑的表情。

        张天元笑了笑，已然心知肚明了。

        对方分明是知道这东西是真品，特意拿来考教自己的，如果不能把这价格压倒自己可以接受的水平，那今天他就算是白来一趟了。

        想到这里，他说道：“这东西的确是好东西，但如果按照拍价，未免太贵了一些，我或许买不起啊。”

        “哦？你看出来这东西的真假了？”

        美妇笑着问道。

        “这位女士说笑了，我虽然不敢擅称专家，但好歹也是个侵淫其中已久的收藏行家，自然是看懂不少东西的，雍正帝最喜欢的这种花鸟抱月瓶，我能不知道吗？”

        张天元笑道。

        “花鸟怎么就好了？”

        美妇问道。

        张天元没有回答，反而看向了李云璐。

        “答得满意，再给你打折。”

        李云璐分明就是不把钱当钱啊，又或者这东西本就是她父亲从别人那里巧取豪夺来的，所以她根本就不在乎。

        张天元听到她这话，笑道：“早于六朝，「绘画已采用『花』、『鸟』」合而为一的题材。

        传世作品虽少如寥寥可数，但史料中至少曾提及两位晋代花鸟画家；时至唐代，花鸟画更俨然自成一家。

        文献中大约载录了二十名唐代花鸟画家，边鸾（活跃于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初）便是一例，其风格或可视为黄筌画风的前身。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早期花鸟画家对唐代陶瓷花鸟纹饰的发展可谓至关重要。

        早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陶瓷的纹饰中已出现独立的动植物描写。

        商周以至汉代，间或也有采用这类题材，但到了唐代，由于人们对自然题材兴趣渐浓，所以花鸟也渐以生动和谐的组合，出现于陶瓷乃至织绣品、錾花金属器及其他材质的纹饰题材之中。

        湘南沙城铜官窑的彩绘器物，应是最广泛采用花鸟题材的例子之一。

        该窑址1979  年出土的执壶中，以花鸟为饰者约占七成。

        这些纹饰以铁褐、铜绿或铜红各色绘成。

        颇堪玩味的是，沙城铜官窑器物的花鸟纹饰多用铁褐色细线绘成，较粗的线条则用铜绿或铜红色描画。

        这些花鸟纹在胎体所划细线的衬托下，构成了生动活泼、妙趣横生的画面。

        时至宋代，崔白等艺术家长于细笔勾勒，其作品益发生动传神，这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写生技法，亦使绢本和纸本花鸟画的发展攀上了新的高峰。

        就此可证诸宣和年间收录宫廷藏画的《宣和画谱》，书中阐述花鸟画题材及其重要性的篇幅便有五卷之多。

        据毕嘉珍统计，书内引述16  名画家的作品中，标题有「梅」者共54  幅。

        据分析，梅花这一题材日益流行，恰好与花鸟画的兴起不谋而合。

        显然，以花鸟为题的平面和立体作品中，不乏立于盛放梅枝的鸟儿描写，而这正是本拍品其中一面器腹的纹饰题材。

        北宋徽宗本身是一名卓越的书画家，亦是翰林画院的创办人。

        花鸟画是他心爱的艺术题材之一，他有几幅传世的花鸟画，其画工格外细腻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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