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

        听了掌柜的话，张天元淡淡道：“祝枝山的字儿，的确比唐伯虎好，但是说实话，市面上喜欢收藏的并不多，毕竟他不属于真正的书法家，八千美金不便宜了。”

        “九千！”

        掌柜的笑道。

        “成交！”

        做生意，讨价还价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常例，其实一万美金买下祝枝山的字儿，并不亏。

        但张天元还是要还一下价的，为的是下一件东西还价更加自然，不然对方肯定会在价格上面黑你一把的。

        “先不忙交易，我看看另外一件东西吧。”

        张天元笑了笑道。

        “当然没问题。”

        掌柜的自然不怕张天元没钱，刚刚那两个烟标的钱，就足够买下祝枝山的字儿，而且绰绰有余了。

        张天元拿过那第二件东西一看，顿时眉头就微微皱了起来。

        这是一幅画。

        确切的说是宋人佚名《桃花鸳鸯图》轴，绢本设色，尺寸为105.3厘米×49厘米。

        这是一幅工笔设色花鸟画，画的上半部分画四五株白色而略带浅黄的桃花枝，花下岸边卧立有两只彩绘鸳鸯，右下角为几棵双钩蒲草和野花。

        从整幅画面的构图笔墨来看，技法精湛，设色雅逸，有明显院体画的风格特征。

        又从绢质的老化系数判断，将此图断代为南宋中期左右的院画作品，应该可以接受。

        此图为单幅绢，幅阔49厘米，南宋中期绢绫的幅阔可达80至100厘米之间。

        但此图极可能已非原貌，左右两侧似有过裁割，尤其是右侧部分的图像疑似不全。

        《桃花鸳鸯图》原为吴湖帆旧藏，裱边上有其两跋。

        此图曾在吴湖帆《吴氏书画录》卷一中著录：

        南宋院本桃花鸳鸯图长三尺零八分，阔一尺四寸七分。无款。

        桃花鸳鸯图立轴。项氏天籁阁藏。旧签一行，审出梁蕉林相国手笔。

        南宋院画本桃花鸳鸯一幅，旧签题云“项氏天籁阁藏”，惜无著录可据。

        余如笔致工丽，恐世传徐、黄真迹不是过也。

        此画虽无款识，不知出何人手笔，而渲染之工、敷色之丽，崔白、赵昌而外殆无可及，洵古美术中无上神品也。

        据故宫贮藏宋人名迹之富，能如此精美绝伦，亦不数见耳。

        据高江村《消夏录》卷二《五代黄居寀桃花鸂鶒图》，依宋尺度之，高三尺八寸毋差，宽二尺，则此本祗存一尺八寸半耳。

        审画意，两边似有被截之据，且无江村印，或因佗故同遭剪裁矣。

        抑此为宋代院中所摹，亦未可知。

        吴湖帆上述文字的大致意思是：

        题签“项氏天籁阁藏”审为梁清标（号蕉林）手迹。

        可惜未见著录。

        但笔墨工丽，传世的徐熙、黄筌的富贵野逸派花鸟画也不过如此。

        此图渲染、设色方面，除了崔白、赵昌之外，无人能及。

        就算是故宫博物院藏宋人作品中，能够如此精美绝伦者，也属少见。

        吴湖帆据高士奇《江村消夏录》中著录的黄居寀《桃花鸂鶒图》的尺寸认为，《桃花鸳鸯图》可能经过剪裁。

        或许高氏所藏也是宋代画院中人临摹之作？

        虽然吴湖帆在上述文字中不无自由心证和竭尽溢美之词，但在字里行间也可看出他对《桃花鸳鸯图》珍爱之情。

        每一个鉴藏家都难以避免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后人无需为之大惊小怪，也不应过于苛责。

        以我的浅见，吴湖帆在《桃花鸳鸯图》的断代上没有较大的误差。

        如果再稍微“严紧”一点，此图的下限或可到南宋末及元初。

        它是标准的院体画风格，图上的折枝桃花尤为明显。

        杨仁恺著《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第四册中的宋人《桃花鸳鸯图》条目下有按语说：“无款印。有吴湖帆两题。吴氏送与周鍊霞。南宋。绝精！”

        但《桃花鸳鸯图》是何时赠送给周鍊霞的？

        吴湖帆弟子张守成（字子靖）有此图临摹本，画左上侧有吴湖帆题云：“宋院本桃花鸳鸯图。梅景书屋藏真迹。及门张子靖对临自存。壬午春吴湖帆题。”壬午即1942年。

        说明此时《桃花鸳鸯图》仍为梅景书屋珍藏。

        张天元仔细查看了一番，确认这是一幅真迹，随即便道：“掌柜的，咱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这幅画，的确不错，乃南宋作品，但是作者并未留名，再加上明显被裁剪过，恐怕价格不会高啊。”

        “客人果然是明察秋毫，厉害厉害。”

        掌柜的连连点头道：“其实关于这幅画，我也调查过其来路，这幅画大概是吴湖帆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中期，赠送给周鍊霞的。

        周早年擅画小写意花鸟或仕女等，但并不画工笔鸳鸯。

        而她画工笔鸳鸯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大多是与吴湖帆合作画《荷花鸳鸯图》，且又多是应好友‘点题’而作。

        图上常钤一方朱文闲章：‘闹红一舸，记来时，尝与鸳鸯为侣。’

        故当时朋友圈中也将吴、周两人视为‘鸳鸯侣’。莫叹天涯知己少，多情还是鍊师娘。

        我近几年在书画拍卖市场中，曾经先后见过三幅吴、周合作《荷花鸳鸯图》真迹，均为纸本设色立轴。

        而周所画的工笔鸳鸯，几乎与《桃花鸳鸯图》一致，只是有时两只鸳鸯卧立的方向和设色稍有不同而已。

        由此可知，周鍊霞在五十年代中期才开始画工笔鸳鸯，或许她得到了吴湖帆赠送的《桃花鸳鸯图》作为范本。

        1949年以后，周鍊霞已失去了经济来源，丈夫徐晚蘋又去了宝岛任职，半老徐娘，携家带口，艰难的生活境况可以想象。

        她因此‘最忆填词侣’，或许从中得到过吴湖帆的一些经济上的接济。

        就吴湖帆的人品而言，这种可能性是应该存在的。

        而她为吴氏代笔作词，写‘情词’或两人合作《荷花鸳鸯图》等，也算是一种情义上的回报和聊以取酬之举吧。

        说起来，这幅画，应该还是有些历史故事的。”

        听完掌柜的这番话，张天元不由露出了佩服的表情。

        这个掌柜的，还真是有真材实料的，像这种冷门的知识，很少有人会知道的。

        只有那种对古董热爱到极点，愿意去深挖其中内涵的人，或许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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