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对于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不必再作这种衡量。但是，这三个世纪，对中华民族实在是至关重要。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正是我在《中国文脉》一书中论定的数千年中国文化的衰落期，也是中华文明落后于西方文明的时期。

且不说经济和政治，只在文化上，就有一系列令人心动，甚至令人心酸的比较。例如——

昆曲开始发展的时候，正逢西方地理大发现已经完成，文艺复兴正在进行。就在汤显祖十四岁、沈璟十一岁那一年，英国的莎士比亚诞生。十年前，魏良辅的女儿嫁给了张野塘。

有学者考证，一五九一年汤显祖在广东见过西方传教士利玛窦，这是徐朔方先生的观点。我比较赞成龚重谟先生的看法，汤显祖见到的西方人也许不是利玛窦，可能是罗如望和苏如汉。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昆曲作家与西方近代文化已经离得很近。显然，在任何一个意义上，他们都“失之交臂”了。昆曲在汤显祖之后，没有太多进步，却依然还是占据中国文化的要津，那么久远。而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莎士比亚之后的欧洲文化，却不是这样。

李渔与莫里哀，也只相差十一岁。

我又联想到十八世纪后期的一个年份，一七九二年。那一年，汇辑流行昆曲和时剧的《纳书楹曲谱》由叶堂完成，昆曲也算有了一个归结点。但是，我们如果看看远处，那么，正是这一年，法国《马赛曲》问世，莫扎特上演了《魔笛》并去世，海顿成为交响曲之父。而仅仅几年之后，贝多芬将贡献他的《英雄》和《田园》。

相比之下，我们如果再回想一下吴梅所揭露的多数昆曲的老套，就知道当时不同文化之间的方向性差异了。

这种方向性差异，后来带来了什么结果，我就不必再说了。

我并不是要在比较中判定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绝对优劣，而只是想说明，中华文化即便在明清两代的衰落时期，本来也有可能走得更为积极和健康一点。

文化，除了已经走过的轨迹外，总有其他多种可能。甚至，有无限可能。

不错，存在是一种合理。但那只是“一种”，而不是唯一。而且，各种不同的“合理”分为不同的等级。文化哲学的使命，是设想和寻找更高等级的合理，并让这种合理变为可能。

因此，我们面对一个伟大民族在文化衰落期的心理执迷和颤动，都应反思，都可议论。

昆曲，是我们进行这种反思和议论的重要题材。

癸巳年元月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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