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候不到硬揭锅，揭开的只能是一锅夹生饭。但是火候的把握对于厨师是考校厨技的关键，对于领导者也是考校韬晦水准的关键。

“缓称王”作为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大战略的最后一个环节，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当朱升提出“缓称王”时，主要的几路起义军和较大的诸侯割据势力中，除四川明玉珍、浙东方国珍外，其余的领袖皆已称王、称帝。最早的徐寿辉，在彭茔玉等人的拥立下，于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称帝，国号天完。张士诚于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刘福通因韩山童被害，韩林儿下落不明之故，起兵数年未立“天子”，到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徐寿辉被部下陈友谅所杀，陈友谅自立为帝，国号大汉。四川明玉珍闻讯，也自立为陇蜀王，一时间，九州大地，“王”、“帝”俯拾皆是。

此时只有朱元璋依然十分冷静。他明白“谁笑在最后，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这个道理。所以，他坚定地采纳“缓称王”的建议。朱元璋成为一路起义军的领袖，始终不为“王”、“帝”所动，直到元至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才称为吴王。至于称帝，那已是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的事情了。此时，天下局势已明朗，也就是说，朱元璋即便不称帝，也快是事实上的“帝”了。

与其他各路起义军迫不及待地称王的做法相比较，朱元璋的“缓称王”之战略不可谓不高明。“缓称王”的根本目的，乃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己方独立反元的政治色彩，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元朝对自己的关注程度，避免或大大减少过早与元军主力和强劲诸侯军队决战的可能。这样一来，朱元璋就更有利地保存实力、积蓄力量，从而求得稳步发展了。

要知道，在天下大乱的封建朝代，起兵割据并不意味着与中央朝廷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但一旦冒出个什么王或帝，打出个什么国号，那就标志着这股势力与中央分庭抗礼了。因此哪里有什么王或帝，朝廷必定要派大军前去镇压。徐寿辉称帝的第二年，元朝大军就对天完政权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同样的道理，张士诚、刘福通等人，莫不为元军围攻。

相比之下，只有尚未称帝的朱元璋，一直到大举北伐南征前，都未受到元军主力进攻。原因之一，是朱元璋周围有徐寿辉（后为陈友谅）、小明王、张士诚势力的护卫，元军要进攻朱元璋，必须首先超过他们占据的地域。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元军曾进攻过张士诚的六合，距离应天只有五六十公里，元军可以到六合，当然可以到应天，否则朱元璋也就不会慌慌张张地派兵救援六合了。原因之二，是朱元璋在称帝之前，一直“忍辱负重”，隶属于小明王的宋政权。当时天下称帝者有三四个，处于摇摇欲坠中的元朝根本顾不上朱元璋这一类附于某一政权的力。而朱元璋正是抓住了这一有利契机，加紧扩大地盘，壮大力量，最后终于成收拾残局的主宰者。

“缓称王”还避免了过多地刺激个别强大的割据政权。元末虽乱，但到最“冠军”只能有一个。从这个意义讲，任何一个割据政权都是皇权路上的竞争者。因此，割据政权除要与朝廷斗争外，相互之间还有“竞争”，这种“竞争”实际上是血腥的相互残杀。正因为朱元璋“缓称王”，不但避免卷入这种残杀，而且借属于小明王的宋政权，一方面讨得宋政权的欢心，另一方面，也得到了宋政权庇护，可谓一箭双雕。

“缓称王”关键在一个“缓”上。一旦时机成熟，朱元璋就当仁不让了。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军事形势对朱元璋集团十分有利，北面的宋政权已经名存实亡了，即便与朱反目，也不足为虑；东面的张士诚已成为惊弓之鸟，再成不了什么大的气候；四川的明玉珍安于现状，没有远图，对朱元璋集团构不成大的威胁；而元军在与宋军的决战中大伤元气，且又陷入内战之中，已无力南进。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朱元璋凭借自己的强大的军队和广阔的地盘，不失时机地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自立为王，对业已开始的统一战争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促进。

朱元璋退得稳，藏得深，可谓胸有城府。朱元璋有城府，刘邦、曹操、赵匡胤有城府，胸有经天纬地之韬略的领导者都有城府，任你一个领导者只要不断磨炼“火候”的技巧，都能拥有成事有余的城府。

《阴符经》上说：“性有巧拙，可以伏藏。”它告诉我们，善于伏藏是事业成功和克敌制胜的关键。一个不懂得伏藏的领导者，即使能力再强，智商再高，也难以战胜敌人。这，便是社交潜规则——藏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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