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中伤在事情发生之前，如果保持一点戒心还是能够避免的。其实，只要时刻保持警醒之心，有些害人的奸计总会露出蛛丝蚂迹，然后防备在先，就能免受其害。

北宋哲宗绍圣年间，谏官陈瑾刚刚奉命被招回京城，就听说圣旨下达，命令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将所有过去那些因为上疏而遭到降职或贬谪的臣僚们的奏章送缴上去。陈瑾就对给事中谢圣藻说：“这一定是有奸臣小人企图掩盖自己过去的罪愆，而采取的一种销赃灭迹的伎俩，如果将三省臣僚的奏章全部都送缴了上去，那么，万一有什么是非变乱，三省的官员用什么来辩明呢？”同时列举了户部尚书蔡京上疏请求诛灭侍御史刘挚等人的家族，就造谣说刘挚携剑入宫，想诛杀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珏等几件事为例。谢圣藻听了很是惊恐，马上就去告诉了当时的宰相，将三省臣僚的奏章都录下副本保存在省署后，这以后蔡京一伙的欺瞒、诬告、掩盖、抹杀的企图之所以不能全部得逞，就是因为这些真实的记录消除不掉的缘故。

凡事都要留一手，这是谏官陈瑾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中，防止小人的陷害，明哲保身的一大绝招。小人大都有做贼心虚、欲盖弥彰的特性，对他们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掌握一些他们的贼言劣行的把柄，这就像是在无法无天的齐天大圣的头上套了一个紧箍儿一样，一旦小人胆敢肆无忌惮地作恶，这紧箍咒儿一念，他们就没辙了，就再也不敢行凶了，或至少有点收敛了。这一绝招的另一个内容，是君子为了防备小人的日后反攻倒算，预留一些可供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以防止小人伪造证据陷害自己。

北宋哲宗时，大臣邹浩由于上疏揭发奸臣章京而被贬到边远的地区。徽宗继位后，重新起用他为朝中大臣，当返回到朝廷时，君臣一见面，徽宗首先提到的就是进谏拥立太后一事。并再三赞叹，还询问谏疏的底稿还在不在。邹浩答道：“已经烧掉了。”退朝后，邹浩将此事告诉了陈瑾，陈瑾惋惜地说道：“你的祸患就是由此开始了！以后如果有哪个奸人伪造一份谏疏陷害你，你就无法申辩了。”

当初，哲宗皇帝有一个儿子，即献愍太子赵茂，是昭怀刘氏做妃子时生的。哲宗皇帝没有其他的儿子，当时孟皇后已废，正宫的位子是空着的，由于刘氏有了这个儿子，哲宗就立她为皇后，然而，孩子出生三个月后就夭折了。在这期间，邹浩三次进谏，陈说不宜立刘氏为皇后，但进谏的奏章底稿都没有保存下来，其内容也不为外人所知了。后来，奸臣蔡京主持政事时，因为他平素就忌恨邹浩，于是便叫他的党羽伪造了一份邹浩上疏的奏章，其中说：“刘后杀害了卓氏（哲宗的另一个妃子），并夺走了她的儿子而冒充为自己的儿子。这样做，固然可以骗人于一时，但怎么可能欺骗上天呢？”徽宗看了这份伪奏，立即下诏调查这件事。于是，再次将邹浩贬谪到衡州任别驾（刺史的辅臣），以后又改派到昭州，这一切果然应验了陈瑾的话。

明代宗景泰年间，广东副使韩雍遍服四方，巡抚到江西时，一天忽然有人报告说宁王的弟弟某亲王来拜访他。韩雍一面谎称有病，请王爷稍候片刻；一面马上派人去叫三司（明代将各省之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合称“三司”），并且找了个白木几子。然后韩雍才出来匍匐在地拜迎某亲王。

某亲王一进门，便讲了他哥哥要反叛朝廷的情况。韩雍推说自己耳朵有毛病，听不清楚，请某亲王把要讲的都写下来。某亲王要纸，韩雍就让手下人将白木几子抬了进来。某亲王便将他哥哥要谋反的情况详细地写在白木几子上，就告辞了。

朝雍将这事报告了朝廷，皇上便派一大臣来调查，却没有找到宁王谋反的任何证据。这时宁王兄弟又握手言欢了，某亲王拒不承认说过他哥哥要反叛的话。调查这事的大臣回京后，朝廷即以离间宁王宗室罪叛处韩雍，并且要将他押往京城追究。韩雍上缴了某亲王亲笔书写在白木几子上的状子，这才获得了释放。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安全，在领导者所处的竞技场上，可谓荆棘密布，迈出每一步都要有防备被扎伤的心理准备，这也是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应具备的心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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