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聪明的领导学问并不玄奥，往往表现在与周围人相处的艺术当中。比如对于特殊的人，须灵活掌握用法与用思的尺度。

赵匡胤标榜执法如山，不尚私情，实际上，这仅仅是对那些普通将校和广大士卒而言的。而对那些高级军官特别是自己所赏识的爱将，却常常确如他自己所说，是“不吝惜爵赏”的。宋仁宗时，朝臣贾昌朝曾评论说：“太祖所命将帅，率多攀附旧臣、亲姻、贵胄，赏重于罚，威不逮恩，而犹仗神灵，禀成算，出师御寇，所向无敌”。这段话说得有些偏激。在贾昌眼里，这些将帅有如木偶，打起仗来上靠神灵保佑，下靠赵匡胤既定的战略战术，只需要伸手拾功就可以了。这当然是吹捧赵匡胤的溢美之辞，但他说的“赏重于罚，威不逮恩”，倒是说出了几分真相。的确，赵匡胤对武将一般来说是采取宽容和姑息的态度，让他们醉心于良田美宅、歌乐舞女之中，从而淡化他们对皇权的威胁。

建隆三年（公元963年）三月，禁军控鹤右厢都指挥使尹勋，监督丁夫疏浚五丈河，因督责过严，导致陈留等地的丁夫夜逃。尹勋恼羞成怒，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私自捕获带头逃跑的10余名队长，并将其全部斩杀，又追捕逃亡四散的70余名丁夫，将他们全部削去耳朵。这种残暴行为引起公愤，众多蒙冤者诣阙上诉。兵部尚书李涛气愤不过，抱病上奏，力请赵匡胤斩杀尹勋以平民愤。李涛家人极力劝阻，担心他加重病情，李涛断然不听：“我身为兵部尚书，知军校无辜杀人，岂得不论！”

赵匡胤对李涛的上书，一面表示赞赏，慰勉有加，一面却认为尹勋一向对赵“忠勇”，只宜“薄责”，而不宜处以极刑，结果，仅把尹勋调任为许州团练使了事。

同年十二月，禁军龙捷左厢都指挥使，江州防御使马全义长期患病。病重之时，赵匡胤关怀有加，“日遣医诊视，中使劳问不辍”，表现出超乎常情的爱护。之后犹嫌不足，又向他下了一道密旨，许诺他病情一旦好转，将授予他“河阳节钺”。当时马全义已气息奄奄，本没有当真，只叩头称谢而已。是月，赵匡胤果不失信，授予他镇国节度使一职。不久马全义病逝，赵匡胤十分悲痛，遣人将其七岁的儿子召入宫中，特意赐名，补西头供奉官，并对其全家进行优厚的抚恤。

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十月，兴州刺史王晋卿调任汉州刺史。王晋卿在兴州期间，正值多事之秋，全境“寇盗充斥”，治安状况严重恶化。王晋卿严修武备，全力缉捕“盗贼”，境内渐至太平，“剧贼无敢窥其境”。这位地方军事长官抓治安不遗余力，但贪财敛货也魄力十足，搜括百姓的名声传到了赵匡胤耳里。赵匡胤竟然念其有才干，对此充耳不闻，只是易地为官而已。

大将王全斌、崔彦进、王仁瞻是平蜀的主要功臣，仗是打得漂亮，可是抢劫金帛女子也一点都不含糊。后蜀刚下，即有蜀国臣民告御状投诉。乾德五年（公元967年），赵匡胤将王全斌等人召回，在查实了他们豪夺女子玉帛、擅发府库、隐没货财等严重违法行为后，下令御史台召集群臣议罪。经过整整一天的讨论后，一致认为，对这几位严重违法的大将，应当依法处以极刑。

赵匡胤斟酌再三，没有采纳大家的意见。最后的处理结果是：1.特赦其死罪；2.给予降职处分；3.将所受子女金帛归还其主人。这样的处理，其实还是考虑到后蜀刚下，需要抚慰民众情结的结果，换一换境地，或许就不当一回事了。果然，待到南唐平定后，赵匡胤便又将王全斌升为节度使，还安慰他说：“朕江左未平，虑征南诸将不遵纪律，故抑卿数年，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还卿节钺。”可见赵匡胤为了笼络武将，不惜以法徇情。

原禁军高级将领赵彦徽，在后周时是赵匡胤的同事，赵对他“以兄事之”。因在陈桥兵变中支持了赵匡胤，所以在宋初一度出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后罢兵权，出任建雄节度使。赵匡胤对他典领禁军很不放心，但在其他方面待他却十分宽容。赵彦徽每次从藩镇归来，赵匡胤都要为他设宴洗尘，待遇不谓不高；赵彦徽嗜酒，逢酒必饮，凡饮必醉，长期醉酒，招来一场大病，为此，赵匡胤特意专程到家中探视，并赐钱百万。

赵彦徽节镇建雄，却“不恤民事，专务聚敛，私帑所藏钜万”，对于这样一位贪得无厌的“兄长”，赵匡胤尽管从内心鄙薄他的为人，但到底对他的种种不法行为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宽容态度。

对武将的纵容与姑息，有罪不罚，罚不当罪，以钱财作手段驱其效命，那潜在的意思是谁都明白的：只要不造反，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好了。

或许这正是赵匡胤的高明之处：武将可以不必通过流血冒险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谁还会干傻事，拿脑袋当赌注呢？可见，赵匡胤御人有道，做人有计。

须申明的是，特殊时期需要特殊的关系，特殊的关系需要特殊的手段来维系。所以，类似法外施恩、纵容姑息之类的做法是一面双刃剑，不可在平常拿来滥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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